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中央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补充、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要实现以社区为依托，需弄清三个基本问题：现有哪些具发展潜力和效益的社区养老模式？不同模式的社区养老面临哪些关键性的问题？如何优化整合社区养老相关需求和资源，提高效益？如何统筹整合现有养老政策，推动社区养老模式发展？“社区养老整合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组在国际整合照料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该研究，本文是报告的引言部分，阐述了研究报告的选题依据、研究内容以及思路、报告结构和主要结论。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为更好发挥社区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依托作用，首先须从“由社区提供照顾”与“向社区提供照顾”两方面对社区养老重新进行界定，以适应社区养老的丰富实践创新。当前社区养老存在服务供给能力有限、专业和志愿队伍短缺、筹资普遍困难等共性问题。为强化社区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建议：完善社区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化解风险，形成政策合力；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立足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和项目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整合社区需求和资源，协同社会力量，提高服务供给能力；从培养专业队伍、整合志愿资源、强化激励引导三方面加强社区养老服务人力资源建设；推动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化和智能化，实现有效监管。

我国互助养老创制自民间，是城乡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自发性策略。目前有四类活跃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在农村主要是肥乡互助幸福院及其翻版，在城市包括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式三种。在养老脸面观、政府角色定位、资金稳定性、满足服务需求等方面，互助养老面临现实困境。本专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明晰和规范政府的角色定位，主抓政策创制与制度完善；以社区为单位创新性地整合需求与养老资源；鼓励多元长效的资金“开源节流”渠道；充分调动社区精英和关键自治组织的积极性。

在欧美发达国家，专业养老社区包括“活力长者社区”与“持续性照顾退休社区”。设施专门化、管理专业化及受众细分化是专业养老社区的优势。我国专业养老社区的现有实践经验表明，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点是保证专业养老社区健康发展的关键。社会结构和老年人个体需求的变化为我国专业养老社区提供了发展契机，同时，政策支持和本土化经验的缺乏以及房地产行业乱象为专业养老社区发展带来了种种挑战。

本报告基于实证数据，评估和比较了养老保障政策对于缓解老年贫困的作用。结果表明，基本社会保险在反城乡老人客观贫困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社会救助中的低保制度对主客观贫困均起到补救效果，而针对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经济救助作用。“贫困生命周期理论”较“老年歧视主义理论”得到更多实证支持，体现为老年期身心健康变差，丧偶风险增大，社会参与意愿降低。本报告认为，应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养老金标准；逐步建立健全全国性的大病保险、重特大疾病救助制度和老人长期护理保险；继续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制度在老年贫困人口中的托底作用；建立全国普惠性的高龄津贴和选择性的护理补贴制度；大力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老年理财业和老年公益慈善事业。

2016年8月13日至11月26日，笔者参加了由德国发展研究所主办的全球治理管理培训项目。在积极参与项目的同时，结合研究需要，经DIE培训部主任Thomas Fues博士的组织安排，笔者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唐丽霞副教授在Thamos博士所居住的社区就德国养老问题进行了一次实地调研，本文阐述了这次的考察情况。

总体上，目前我国城乡困难人口潜在规模依然庞大，且多为老弱病残和失业人口；健康状况欠佳，医疗支出负担沉重；文化水平偏低，子女教育支出压力大。经济方面，城乡困难家庭收支水平、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明显低于普通居民，对政府保障性住房措施有相当依赖，家庭抚养压力大，非正式就业现象普遍。社会心态方面，城乡困难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在贫富问题上持强烈的个体责任观，社会公平与命运掌控感相对较弱；社会参与、社会交往意愿很高，社会信任感强，社会歧视问题在社区层面并不普遍。在政策需求与评价方面，除基本生活保障金外，城乡困难群体在医疗费减免、助学、就业帮扶等基本公共服务与救助方面有重要期盼，这也是申请低保的主要原因；医疗救助与低保相捆绑，受众评价较高，需求较大；享受教育救助的比例较小，效果评价略低。本报告建议以解决医疗、教育和临时性生活困难为重点，强化政策衔接与就业自立，完善救助对象认定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加快建立管理精细化、形式多元化、功能更加积极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