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民社会应当是以国际NGO等为组织载体，基于千年发展目标所形成的跨国/地区行动。在此语境之下，境外在华NGO作出了贡献的同时，遇到不少障碍；在给政府工作拾遗补缺的同时，也给主权国家的治理带来挑战和风险。而对于中国本土NGO来说，我们需要借助于其海外服务展开公共外交，从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但其活动仅处于萌芽状态。外事无小事，研究制定对内对外专门的、系统的管理服务办法亟须提上议事日程。

通过对维吾尔族社会的高离婚率以及清真寺多这两个现象的勾连的分析，作者发现了在维吾尔族伊斯兰化的过程中，为了奠定宗教的合法性，伊斯兰教使维吾尔族原有的“家”的部分意义系统转移至“寺”，从而使得“家”这一社会的微观基础发生了巨大变革，为其提出维吾尔族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文首先阐述本书的选题背景及依据，提出研究社会组织响应地震灾害的意义；其次透过国际大背景来审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回应灾害时合作的重要性，明确研究意义；最后提出本书主要研究对象是2008年以来参与重特大自然灾害的社会组织实践。

本文是对社会组织回应自然灾害实践的历史回顾。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组织参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政策逐年增多。对此，本文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本文围绕紧急救援、过渡安置以及灾后重建三个阶段的八类项目，对社会组织回应自然灾害的理想状态及其在重特大自然灾害中的现实做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首先要呈现的是，灾难发生之后，重特大地震灾区的需求格局。了解了需求格局之后，才能够确认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在满足这些社会需求中所可以发挥的独特作用。

本文是统计调查结果的集中展示，分别从组织基本情况、组织能力与需求、组织参与赈灾状况、满意度调查以及开放式问题答案的总结五个方面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参与重特大自然灾害社会组织的变化，本文特别将课题组曾在汶川地震时开展的一项定量研究与此次调查进行了比较。

本文从社会组织功能承担、能力成长以及体系化成长的历程方面予以再反思。首先，本文将呈现出社会组织在救灾过程中承担怎样的社会功能，自身定位于怎样的社会角色。一种理想情形下的功能承担，使我们对社会组织有很高的期待，也会使社会组织对自身有一个更加乐观的认识和预期。只是在现实过程中，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时间较短，2008年才大规模介入抗震救灾。因此，我们现在还无法要求非常理想的非营利组织体系完整地呈现出来。距离汶川地震已经7年多了。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从专业能力到价值观念，再到整体性的救灾体系，都在不断地成长和成熟。一个动态的过程大致能够呈现出来。社会组织参与抗震救灾具有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是让社会公众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来，二是让公共事务治理的社会效果更加明显。

本文是前文内容的深化，即从行政化运作机制、市场化运作机制以及社会化运作机制三个方面剖析了自然灾害回应领域社会组织良性运作和专业化运作的一般逻辑。

本文主要从2008年以来重特大灾害中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实践出发，分析了合作中的经验以及障碍，并针对合作中出现的障碍提出了具体建议。

本书一直在回答三个问题：在2008年以来的重特大自然灾害中，社会组织取得了哪些宝贵经验；社会组织在专业性上有哪些欠缺；在上述基础上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灾害回应中应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的合作机制，以实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