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全民公益事业的发展没有2011年的危机四起、波澜起伏，却在较少的社会关注中悄然形成突出重围之势。基于对2012年我国全民公益事业发展状况的总结和分析，其总体呈现以下基本趋势。 2012年全民公益事业的发展见证了青年公益的兴起。年青一代开始越发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责任，选择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行动当中，并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全民公益事业发展的有生力量。与老一代公益人相比，年青一代内心不乏理想，且更加充满阳光，这为整体公益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创造力和行动力。 2012年全民公益事业发展呈现强烈的跨界合作趋势，表现为市场部门对公益慈善事业参与度的显著提升，商业手段和公益目标有效结合而形成的社会企业的兴起，以及媒体对公益界的深度参与和跨界合作趋势。 策略联盟逐渐成为民间公益生态系统的有效行动策略，表现在公益行业内部对处于行业价值链上游基金会与大量一线公益服务机构合作关系建构的大力倡导与实践推动，不同服务领域草根NGO合作与联盟关系的有效建构及其效应的逐渐显现，以及2012年基于普通公民个体自发组织和参与的“群体性公益行动”的大量涌现。 长期处于草根发展状态的我国民间公益事业也在外部和内部动力的双重推动下逐渐走上专业化发展道路。一方面，公益机构的内部志愿组织、管理和动员模式向专业化转型；另一方面，在经历过2011年一系列公信力事件的冲击和洗礼后，公益机构也越来越重视自身透明度及外部公信力的建设。 上述整体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转型，离不开每一位公益人和公益行动者的努力、奋斗和坚持。本报告延续2011年《公益蓝皮书》的整体框架，继续研讨“公民公益”战略理论。公民公益战略理论认为，每一位公益行动者都是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自主、独立地志愿参与到社会公益行动当中。因此，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公益参与行为都可以被赋予更高的价值期待。正是这种基于公民身份的公益行动，推动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以建设一个以民为本、志愿参与、多元开放、多方合作的公民社会；而通过公民社会的自然生长又形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化解中国环境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最终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转型，是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民间道路。

随着“参与式发展”日益成为发展人类学理论和地方社会发展实践中的主流话语，如何打破发展工作者与发展工作研究者之间的鸿沟，建立学术研究的知识建构过程与发展介入的行动过程的衔接，协助发展工作者和研究者打破各自场域的惯性和束缚，成为当前反思参与式发展的重要命题。我们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发展与保护的统一，致力于推动参与式发展的本土化。本书正是这一“知识-实践-反思-再实践”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展现。

2014年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在平静中孕育规范的一年。针对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在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弊端，政府和慈善界本身都在2014年积极着力对公益慈善事业进行调整和规范。这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开始筹划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以规范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公益的自律和对契约精神的提倡。这种规范过程从地方经验的探索逐步上升到了法治层面的讨论，贯穿于整个2014年。本报告延续了2011年“公益蓝皮书”的整体框架，继续研讨“公民公益”的战略理论。围绕着“地方经验、法治探索与专业化”的主题，全书对2014年度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揭示出其对未来五年内我国慈善事业的转型方向所产生的重要影响。2014年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实践显示出，中国慈善事业体制正逐渐从行政模式转为市场模式，慈善市场将起到配置慈善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公益市场化”成为现有体制下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正面影响，即慈善事业进一步民间化、组织化和专业化。这些趋势成为我国慈善事业适应市场机制并提高效率、实现更大的效能以及赢得更高的公信力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随着2014年《慈善法》的“开门立法”，法治原则在公益慈善领域得到了推广。慈善将逐步通过立法来建立规范，公益组织的契约精神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广州、温州等地在2014年的一系列地方实验展现出，建设良好的慈善市场离不开由设计、评估、咨询、能力建设、展会甚至社会创投服务等各方面联合构建的支持性的公益生态系统。其中，基金会的崛起尤为值得我们关注。在未来的五年内，它将逐渐取代政府和国际机构，成为整个慈善事业最重要的资金供给方，而公益信托将是基金会保值增值的主要手段。我们的研究发现，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相对应，青少年儿童、社区发展和医疗健康在未来五年内将成为我国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最为关注的领域。毫无例外，这些救济都最终聚焦于社区发展的层面，并且逐渐从强调救济救助转向强调社区培力、助人自助的过程，以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似乎可被称为社区基金会的元年，得益于社区基金会逐渐被政府所认可和推广，社区基金会在这一年迅速兴起。在未来五年，社区将持续复兴，灵活的小额社区资助将成为重要的慈善资金使用方式，社区基金会将成为重要的载体，而资助模式成为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之间主要的合作方式。此外，在未来五年，公益慈善将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思维将深刻影响慈善领域的思维方式。同时，公益慈善的信息化平台将打破时、空、行业界限，促进公益资源对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常态化。治理体系的改革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主旋律，而公益转型带动社会转型，社会转型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的转型是我们看到的中国道路的一种可行性。在未来五年内，公益慈善事业将引发一系列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将形成大规模的跨界，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2011年中国公益进入了媒体称为“狂飙突进”的时代，全民公益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接受，同时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全民公益又称人人公益、微公益，是指普通人的捐款、捐物以及志愿服务行动。本报告指出，当代全民公益的核心是“公民公益”，并提出“公民公益理论框架”。报告按照社区、社会、政府、文化这四个层面对2011年公益领域发生的事件进行总结与分析，发布了民间公益组织公信力报告、基金会调查报告、国际资助方评估报告以及公益法规政策研究报告等。本书特别回顾了2011年“微公益”的发展，介绍公益教育的发展状况和民间实践，并对过去十年的公益研究进行全面的综述。 本书一方面希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也力图向实务界提供一个理论视野。同时，本书也可以作为对公益感兴趣者学习现代公益理念、培养公民意识的一般读本。

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及全球治理形成一次大考，我国慈善事业在危机与变局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身处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慈善事业因为抗疫而呈现喷涌之势。虽然社会组织总量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并且举国动员的治理体系也在继续加强对社会资源的吸纳，但是慈善资源总量仍然呈现喷涌之势，志愿服务也实现较高质量增长。在人类减贫和疫情防控的中国道路上，家国共同体得到空前强化。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9.44万个，较2019年增长3.21%，其中，社会团体37.5万个，社会服务机构51.1万个，基金会8385个，分别较2019年增长0.81%、4.93%和10.62%。截至2020年9月底，全国共设立慈善信托463单，合同金额32.42亿元。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有554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依法登记，较2019年增长8.41%，临时活动备案3239项，较2019年增长32.64%。蓝皮书一直以来，将社会捐赠总量、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设定为全核算社会公益资源总量。2020年全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预测为4100亿元，较2019年增长18.85%，其中社会捐赠总量为1520亿元，彩票公益金总量为959.84亿元，志愿者服务贡献价值折现为1620亿元，分别较2019年增长10.17%、-15.80%和79.40%。2020年“99公益日”在慈善资源募集方面再创新高：互动人次高达18.99亿，5780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23.2亿元，加上爱心企业3.24亿元配捐和腾讯基金会提供的3.9999亿元配捐，总共募得善款30.44亿元。2020年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礼，中国志愿服务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高点。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达到1.92亿人，志愿团体79万个，累计志愿服务时间总数37.19亿小时，贡献人工成本价值1620亿元。注册志愿者总数较2019年增长23.87%，累计志愿服务时间总数较2019年增长63.98%。疫情防控和应急救援志愿服务成为一道亮色，志愿服务制度化、标准化与专业化建设提速，最大的挑战依然是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缺乏基础保障与认可。2020年，抗击疫情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首要议题。围绕着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对外疫情防控和对内行业建设两个方向，慈善共同体的建设被再次推向高潮。构建有韧性的慈善共同体成为国内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重要路径。它不仅包括社会组织的嵌入式发展和网络化协同，同时更是跨部门的多业态融合，具体包括志愿者共同体、社区共同体、公益服务共同体、慈善捐赠共同体及行业自律共同体5个层面。这一年，慈善事业法治化进程加快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慈善法》执法检查并在随后发布《慈善法》修法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人大开门修法，社会各部门通力配合，其修法建议被人大所吸纳。2020年，中国慈善事业再次陷入公信力遭公众质疑的阴霾。个案筹款、抗疫物资的分配及发放、大病众筹平台公益属性和运营模式、性骚扰及反对家庭暴力、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99公益日”举报与惩罚机制等议题都引发了公众的质疑与争议。在后疫情时代，重返韧性的慈善共同体成为反思这一段时间公益慈善的工具化之后的一种价值回归。在政府负责的治理机制吸纳社会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推进以社会自发的情感联系和社会自组织为本的慈善共同体的建设，应该继续强调慈善共同体的韧性建设，继续鼓励志愿者自组织化、促进社区防疫互助网络常态化、大力发展公益价值链、重点培育民间基金会，以催生能够消解内部张力和外部压力的韧性因子。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正式开启之年。继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和2016年《慈善法》颁布之后，中国慈善事业迎来了第三波浪潮。这一年，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乡村振兴的法治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拓展，中国慈善事业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受各项政策及国内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多重影响，总体来讲，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基本面保持稳定，社会组织总量保持低速增长，慈善资源总量持续增加，慈善资产管理继续稳健推进，志愿服务逐步迈向纵深发展。截至2021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90.09万个，较2020年同期增长0.73%，其中，社会团体37.1万个，社会服务机构52.1万个，基金会8885个，分别较2020年同期增长-1.07%、1.96%和5.96%。全国累计慈善信托备案773单，财产规模39.35亿元。共计631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依法登记，较2020年增长13.90%。一直以来，蓝皮书将社会捐赠总量、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设定为全核算社会公益资源总量。相关测算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预测为4466亿元，较2020年增长8.57%，其中社会捐赠总量为1450亿元，彩票公益金总量为1062亿元，志愿者服务贡献价值折现为1954亿元，分别较2020年增长-5.48%、10.64%和20.62%。2021年“99公益日”期间，累计超过6870万人次捐赠，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6亿元资金支持，总共募得善款41.69亿元。捐赠人次较2020年增长18.86%，募款金额较2020年增长53.84%。2021年，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为2.22亿人，较2020年增长15.63%。全国志愿服务折合人工成本价值约1954亿元，志愿服务指数相对于2020年增长26.41%。中国志愿者继续在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大型赛会和国家活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面临着志愿服务制度不健全、参与机制不够通畅、行业建设技术落后等诸多障碍和困境。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工作开始驶入法治化轨道。研究报告显示，2017～2021年，参与“三农”领域的社会组织数量保持逐年增长，增速超过了同期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的年平均增幅。其中，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的比例从47%提升到51%，为三类社会组织中比例最高。同时，基金会投入乡村振兴的资金更是快速提升，从2016年的141.01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262.81亿元，年均支出增长率达到16.84%。乡村振兴战略的升级以及第三次分配政策被纳入基础制度建设，使得商业向善、科技向善以及财富向善形成三方合力，助推以人人慈善为内核的慈善事业加速实现主流化。同时，《慈善法》继续开门立法，慈善事业效能得到进一步激发；融合公益与商业属性的新业态组织迅速崛起；商业向善、新技术赋能和社区慈善促进慈善资源高效集聚；公益慈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也迈上了新台阶，慈善第三波的帷幕由此正式拉开。年度中国公益慈善热点事件，包括豫晋水灾社会救助、企业响应“共同富裕”目标助力公益慈善、系列慈善政策法规出台、公益人才培养等内容，主要聚焦慈善行为、政策环境、社会治理与慈善教育4个面向。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和乡村振兴依然面临着来自观念、组织和政策等方面的挑战，推动形成一套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自我动员机制或许可以成为我国慈善事业未来发展新的方向。展望2022年公益慈善事业新的发展方向，其关键是推动建立一套社会自我动员机制，包含5个维度：一是文化动员机制建设；二是组织动员机制建设；三是社区动员机制建设；四是制度动员机制建设；五是新技术动员机制建设。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慈善事业的法治化、专业化和体系化程度得到进一步加强。2019年，民间慈善事业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在国家层面、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均有表现。慈善开始成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与社会正逐步耦合成一种统一、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双向嵌入关系。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向善和商业慈善在质疑中逐渐成为时尚，而企业社会责任和影响力投资成为重要主题。在民间公益慈善空间被政府和商业挤压的状态下，青年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公益自组织开始活跃，努力以社会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慈善事业因应政府、商业和社会要求而产生不同的话语和实践。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6.7万个，较2018年增长6.2%。其中社会团体37.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48.7万个，基金会7580个，分别较2018年增长1.64%、9.68%和7.76%。自2016年9月1日截至2019年8月31日，全国民政部门等共认定与登记慈善组织5511家，其中1260家慈善组织获得公开募捐资格。在政府认定的募捐方案备案平台上，673家慈善组织的12641个项目进行了公开募捐备案与信息公开；备案慈善信托273单，信托财产规模29.35亿元。依法注册登记在华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共有524家，备案临时活动2441件。志愿服务在2019年有质的突破。志愿服务被提升到社会文明进步重要标志的高度，要同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行。2019年，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达到1.69亿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间为22.68亿小时，分别较2018年增长13.9%和3.2%。慈善公益捐赠和社会资源汇集的大数据略有下降。蓝皮书一直以来将社会捐赠总量、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设定为全核算社会公益资源总量。根据测算，2019年，中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为3374亿元，较2018年减少0.97%。其中，2019年社会捐赠总量预测约为1330亿元，志愿者贡献总价值为903.59亿元，彩票公益金募集量为1140.46亿元，分别较2018年增长4.72%、9.7%和-13.18%。2019年上半年，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全国1400多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1.7万余条，累计获得52.6亿人次的点击、关注和参与，募集善款总额超过18亿元。2019年“99公益日”，爱心网友4800万人次捐出善款17.83亿元，超过2500家企业配捐3.07亿元，总共募得善款24.9亿元。慈善实践继续推进多元拓展和跨界融合：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慈善事业管理部门改革不断深化，新组建了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并首次设立儿童福利司；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更为凸显，在脱贫攻坚、应急救援、爱心助学、医疗救助、社区服务等领域，慈善组织促使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间趋向更均衡的微循环；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向善和商业慈善方兴未艾，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捐资设立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引世人瞩目。在2019年，中国慈善也背负了难以预料的负累。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水滴筹、德云社相声演员的百万募捐、一些慈善组织擅自变更项目善款使用对象、公益慈善行业奖项评选公信力等都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和争议。此外，尽管2019年慈善组织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是相比2018年和2017年，无论基金会、社团还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其增速都明显下滑。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公益慈善界和全社会的深刻反思：在未来的变革中坚持什么，摒弃什么，改变什么，创新什么？公益人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