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讲述了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度量；接着分析了2000~2007年制造业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分别就2000~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情况、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情况、中东西部地区比较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然后介绍了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包括制造业职工教育情况描述、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拉动等情况；最后总结了发展教育， 改善劳动素质，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和充分认识并利用区域差异， 实现比较优势的接续的重要性。

文章首先界定中等收入国家与就业弹性，其次介绍作为相似发展阶段参照的中等收入时期的日本，再次研究分析了日本相似中等收入时期的就业弹性，最后对“十二五”期间的就业弹性进行讨论。

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生重要的转变。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劳动力市场上的数量调整和价格调整会同时出现。表现为，一方面非农就业的持续扩大和劳动力的短缺同时存在；另一方面，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摆脱以前长期停滞的局面，以比较快的速度开始增长。由于在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数量优势将会削弱，因此，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变化关系就尤其值得关注。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最集中的制造业部门影响最为明显。在本章，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分析近年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在赞叹这一成就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和寻求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曾经是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上的优势来获取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随着城市工业化的进行所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殆尽，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这时劳动力数量优势将会削弱，同时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也快速上涨。这样我们就无法继续依赖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来支撑今后的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在这种劳动力的供给由无限到稀缺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用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其数量优势，并以职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所带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成为支撑我们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之后， 经济增长的地区格局有所变化， 即在传统上的增长引擎沿海地 区经济跌幅较大的同时，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得以保持， 从而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 就这个现象， 有若干点值得分析。首先，中西部地区的外向型程度低， 是其得以避免在外部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受挫的重要原因。次， 在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经济之前， 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的地区格局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了展示这种变化，以下我们比较2000~2007年期间各省份的工业增长率，以及东中西部三类地区之间消长趋势。

我国生育率处于极低水平，人口政策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各地也在积极探索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但目前地方政策差异性较大且缺乏总体设计，面向家庭的支持力度有限，政策成本分担机制尚不明确，政策实际效果不理想。地方政策实践中凸显的问题，反映出人口政策的独特属性，生育具有正外部性，其收益主要归国家，这决定了生育政策主要体现中央事权，偏离这一原则将扭曲地方政府行为，政策成本转嫁给用人单位和家庭。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要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关系，抓住女性生育与劳动力市场发展冲突这一主要矛盾，优先选择既有利于生育又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是一举多得的政策。同时，鼓励地方政府盘活土地、房产、人力资源等各类存量公共资源，加大对生育服务体系支持力度，实现生育率回升、新兴服务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多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