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了十几起性骚扰民事诉讼，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对性骚扰现象的广泛关注。原告从艰难立案到最终多数败诉，其中原因多种多样，但立法上的空缺是导致性骚扰案件诉讼过程进展艰难的主要症结。因性骚扰的受害者多为女性，骚扰妇女的行为人又以男性为主，中国性骚扰立法的进程已经与是否切实保护妇女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联系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2005年8月28日通过修正案，中国大陆立法中首次明确出现“性骚扰”一词，其意义为社会各界所高度评价，认为这一立法标志着中国反性骚扰立法的起步，是社会进了一大步的重要表现。但是，该法条文如何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尚需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作出呼应。笔者认为，有关性骚扰立法是个系统工程，民法、劳动法、民事诉讼法等均应有所体现，需要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并应充分考虑中国历史、文化等社会背景。

这一节介绍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是参与式行动研究。可以说，从勒温开创行动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专家学者对行动研究很可能理解不同。这里我们主要借用格林伍德和利维恩的观点对行动研究进行定义。这并不是我们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权威性的，而是因为作者认同他们的观点。同时，作者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行动研究进行了定义，并结合作者的研究对行动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描述。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打工者及其群体，和为打工者服务的组织。为了了解打工者这个群体，我们首先概括介绍进城务工人员所遇到的问题。然后，我们将概括介绍中国当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了后，我们将分别讲述打工者的故事和介绍为打工者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情况。打工者是社会变革的体验者，是不公平社会结构的受害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非政府组织则有目的、有组织地直接和间接地参与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整。解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对本研究意义重大。

这项“研究” 记录了一个打工者的NGO组织试图形成发展战略而展开的反思及行动的过程。研究者———我———作为这个 团体的发起及主要工作人员，参与及经历了团体的所有工作及发展工程。我们希望的是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使自身———或者说，使打工者群体的状况得到改善。

首先，一个包工队看起来更像一个团队，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劳动组织。这种组织在形式上没有明确的分层，只是简单地根据分工要求直接组织起来。每一个作业组织设一个不脱产的班长，而且，根据主体工程与装饰工程，其在核算上分设相互独立的包工队。由于技术的原因，装饰工程工人的工资略高于主体工程工人。在每个工程的内部，工资的差异又根据管理、技术差异而有较小的差距。

我们的研究内容是对“成立家政服务员互助小组” 进行需求评估和可行性分析；探索互助小组运行模式和组织框架。

本文通过会议记录的模式来讲述了‘打工者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种种联系，以及各个代表的发言稿，做了详细记录。

本文通过参与式研究的培训，参与者初步认识和了解参与式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明确参与式研究的意义，讨论确定研究的题目。

本文以会议发言并记录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会议的全部过程，探讨并研究了性别在社会工作中的不同待遇和相应的问题。

研究日记从2003年8月开始，记录了立新和志斌在两年的研究过程中的来往信件、电子邮件和我们的思考；日记也记录了我们与研究的参与者的对话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