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入学习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首先，本文论述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其次，本文介绍了以造福劳动者为最大政绩。再次，本文阐述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最后，本文阐述了劳动开创未来。

在联系与距离之间，有让我可以行走的路。——王铭铭（2006）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1998：6）。由于两千多年的农耕传统，乡土性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之一。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问题成为一个备受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关心的话题。这个问题不仅引起许多学者浓厚的学术兴趣，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则是以一个乡村集市的发育过程为线索，将市场的发展和村落的再造作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关注“国家代理人—村落精英—村民”三个利益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从而达到对乡村发展实践的理解和解释。

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它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成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费孝通（2005：25）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指出：“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费孝通，2005：17）基于村庄的特点，社会人类学者习惯将调查区域限定在一个村落，笔者也遵循这一原则。为了既能保持这个社会切片的完整性，又能符合当下的村落建制特点，笔者选择了位于我国贵州省中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募乡的一个行政村——斗村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基于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建制特征，为便于读者把握这个村庄的情况，笔者决定采用定位放大的策略，从县情介绍开始，再进入乡情概览，最后详细地介绍所要研究的村庄。这样既有助于读者循着一定的路径进入笔者的研究视野，又能在进入村庄之前对该村的外部环境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著作，由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施坚雅（1998：40）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中曾多次提到集市、小城镇等市场贸易系统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且强调集市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10509861在施氏提出农村社会的基层单元不是村庄而是市场社区之后，许多学者循此视角开始研究和认识中国的乡村，并不断沿此方向推进乡村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不断加快，且向纵深发展。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壁垒不断受到冲击，城乡关系也在逐步调整。在此大背景下，乡村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已经远远不同于昔日的乡村市场。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今日的乡村市场是什么状况？其所呈现的空间体系特征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贵州省镇宁布依族和苗族自治县募乡的一个村落集市——斗村市场，通过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笔者在亲身感受今日乡村集市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村落集市在乡村社会中所起作用的理解。这是一个只有15年历史的村落集市，目前已经吸纳了一百多户居民在这里安家，而且吸纳住户的进程仍在继续。除了作为附近的贸易中心地之外，该村落集市还拥有附近村庄唯一一所完小10509862、全乡三个村级卫生所中最大的一所，而且也是斗村的行政中心，斗村的村委会也早已在这里办公，这些使得这个村落集市已经成为附近村落共同体的中心地。

对我们来说，市场绝不仅仅是学者们在书斋里争论的课题。毋宁说，在转型期，市场更是一个实践的对象。我们正在生产市场。生产市场这件事，使我们占据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学术位置：可以亲眼目睹各种各样的市场的生成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对市场的诞生和发育做实地的、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沈原（2007）前章对斗村集市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对于节上组而言，这个市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放置在整个斗村中，这个市场则有了前生今世的发展历程。在本章，笔者将重点介绍斗村市场的这一再生过程，通过对其过程的描述展示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角逐和博弈，从而便于我们把握政府、村落精英和村民在发展实践中的角色和态度。

在一种事件性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家的因素还是本土的因素，无论是正式的因素还是非正式的因素，无论是结构的因素还是文化的因素，都介入了进来，都融入到这样的一种过程之中。事件和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某个片面的一方，而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而且，就这些因素的关系而言，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孙立平（2001）随着新市场的落成和繁荣，节上组也逐渐发展起来，而当节上组作为市场中心地的地位确立之后，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在节上组起房安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除了地势开阔的优势之外，新成立市场的软硬件环境与朝阳老街相比并无明显改进。人们仍然在马路两边和土坡上赶场，市场空间也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市场秩序也比较混乱，一些新建的房屋甚至还破坏了市场既有的规划，居民在饮水、用电、通信方面还面临许多困难，在一段时间内还出现了卖房的倒退现象。以今天在节上组看到的情况，很难想象当时的混乱情形。目前，这些问题都已得到解决，迁居至此的农户已经接近200户，而且节上组还成了斗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的中心地。在本章，笔者将讲述今天的局面是如何在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后实现的。

只要是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的行为，即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行为，就是主体可以理解从而可以进行理性判断的行为。理性行为“皆有特殊的主观意义存在，正是这种意义建构了相关过程的统一性，使得行动因而得以理解”。——马克斯·韦伯（2004：3-4）通过前文的介绍和对节上组出现及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今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节上组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村落。同时，在节上组过去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住户聚集到节上组居住，这个现象今天仍然在持续；而另一方面，周边村落中还有许多村民还没有搬迁过来，甚至有些村民至今也没有搬迁至节上组居住的想法，在他们看来，节上组离他们的生活似乎还十分遥远。为什么原来处于近似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的人们，在现实的村落发展中却呈现出不同的选择倾向？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讲，人的每个行动都是其自身进行理性抉择的结果。本章笔者将走进这些已搬迁住户和未搬迁住户的生活世界，从搬迁主体的角度解释他们选择搬与不搬的路径依赖。

辛勤劳动之后，放松肌肉和神经的紧张是一种生理需要。娱乐需要集体活动，于是社会制度发展了这种功能。娱乐中的集体活动加强了参加者之间的社会纽带，因此它的作用超出了单纯的生理休息。——费孝通（2005：118）

一个有关乡域政治实态的故事由若干组相对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事件交织而成，这些事件虽然复杂，各有脉络，但却又是如一棵大树的巨大树冠，内部始终存在着可以清晰辩理、回向根系的枝蔓结构，而生成这一结构的，则仍旧是在当下有关乡村治理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生存与互动逻辑。——吴毅（2007：595）吴毅在其关于基层政治运作逻辑的著作《小镇喧嚣》一书中，用上面这段文字表达了作者的研究关怀和策略自白。借鉴此逻辑进行演绎，我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在“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下，通过展现基层政权、乡村精英和村民的互动事实以理解和解释发生在这个村落中的、相对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一系列发展事实。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个与基层集市共生的村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的集市贸易到附近村落中心地的发展历程，而其中所呈现的基层政权、乡村精英和村民的互动关系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发展实践，并由此反思农村发展实践背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