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鹤灵博士的论文《专业技术-金融资本主义与社会结构变迁》，敏锐地洞察了当代金融市场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即“专业技术-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型资本主义形态渐趋形成，对技术、金融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颇具创新性的理论探讨。作者以金融技术专家群体作为分析着力点，完成了从信息技术革命到新型资本主义形态的逻辑框架建构。细看文章的逻辑线索，不难发现三个核心的论述环节：第一，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金融领域的革命性演变，即金融工具的多样化、金融交易的复杂化和金融技术专家群体的出现；第二，金融技术专家群体的技术优势，极大影响着自身与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等主体的关系，形塑了社会群体关联和社会制度结构；第三，专业技术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稳定结合，正在加剧形成新的社会分化，使得专业技术-金融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逐渐浮出水面。

人们往往相信增进公平（equity）能够促进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不过如果从现实（例如英国的现实）出发审视这一观点，它却越来越令人难以信服。人们重视公平，有一部分原因是，能通过公平选拔精英从而提升效能（efficiency）。目前，社会学理论认为，相信公平能促进效能的定式，可能限制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改革。这一理论填补了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RM）方面的空白，文献显示：当管理者做出招聘决定的时候，很难看出他们必然要提高组织效能。他们的决定受制于组织内外的招聘政策，而不单是为了提升企业效能。组织内部的招聘政策对管理决策有特别重大的影响；而组织外部，（举例来说）立法者和压力集团对管理决策也会产生影响。这些政策设定了在招聘过程中的公平标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决策只是令外界相信它们是为效能服务的，而怎么衡量效能却是由政策决定的。既然政策是死板的，那么，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别的地方，通过提升公平来促进社会流动并没有取得充分的进展，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文以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与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有限效果之间的反差为起点，讨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关系问题。通过构建“外部环境—供求匹配—治理水平”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的供求匹配问题作为核心，分析导致匹配不足的环境因素和可能的应对方式。研究表明：①从需求侧看，嵌入性和专业性是社区治理对于社会组织的两个基本需求，但从供给侧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出现了结构分化，即浮动的专业社会组织（嵌入性低）、虚弱的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性低）、少量的理想社会组织（嵌入性和专业性高）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嵌入性和专业性低）等并存的基本格局，供需匹配不足；②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与自下而上的社区环境是影响结构分化的关键因素，核心的影响机制是资源依赖机制；③可能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专业社会组织的嵌入性和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可以由此得到理解。

晋江正在推进高质量的发展，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构建更高质量的现代经济体系。因此，就有对传统产业进行提质升挡转换的要求，与此同时，还要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在这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发达的市场体制、高质量的人才体系以及研发体系等，是现代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要素。

苏峰逸的论文关注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决策和实施方式问题。通过对蓉西镇旧镇改造规划案例的分析，论文详细地展现了城市规划过程中不同于传统单边决策模式的新的双边协商模式。所谓单边决策模式，是指“城市规划中通常的做法是由政府单边进行规划的编制，民众仅参与规划的实施过程”；所谓双边协商模式，则是指“从规划的编制到实施的整个过程，民众一直作为一方主体在与政府进行互动”。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这种双边协商模式得以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意在揭示双边协商治理机制的产生条件。总体而言，这项研究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学介入城市规划研究的独特视角和解释潜力，对于推进城市规划研究、政府行为研究和基层治理研究等都具有启发意义。

本文以201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成立的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讨论创新型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将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这一创新型的制度公共物品交给企业生产，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又呈现政府部门的若干组织特征。研究表明，创新型公共物品的生产受到技术环境或制度环境高度不确定性的约束，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地方政府的一种重要策略就是选择能够降低风险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同时掌握组织运作的实际控制权。本文为研究多维环境中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

21世纪以来，伴随着金融组织形式的快速发展及其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大量的金融创新应运而生，地方的金融风险逐渐暴露，以中央集中事权为特征的传统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新的挑战，地方金融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日益凸显。

本章系统梳理了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文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国内学界关于地方政府的市场角色与治理情境的研究工作，市场社会学关于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工作，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关于制度形成与变迁的一般理论。这些文献对解释地方金融治理中的诸多现象，如治理结构选择、政府介入金融纠纷、风险分担规则变动等，具有启发意义。

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笔者困惑于地方金融治理过程中常常出现的一连串现象：事前，地方政府为什么在宣称与市场保持距离的同时，又需要而且能够或明或暗地介入交易活动？事后，作为规则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的政府，为什么会介入交易纠纷？事前多方正式约定的风险分担规则，为什么事后会在风险自担与风险共担之间呈现摆动不定的状态？由于已有的研究工作难以全面和细致地解释这些问题，所以本研究试图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基础的分析框架，将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的互动过程置于更大范围的外部制度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为揭示市场治理的社会基础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视角。总的来说，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包括三个核心环节，即风险转化—政府介入—规则变动，意在表明经济风险向政治风险的转化是影响政府事前宣称与市场保持距离而事后又时常介入交易纠纷的重要因素，而风险分担规则的变动则是地方政府70623049介入交易纠纷之后多主体相互博弈的可能结果。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样的结构因素会影响经济风险向政治风险的转化？第二，面对风险转化，政府介入交易纠纷的机制是什么？第三，政府介入交易纠纷的过程中，风险分担规则一般会如何发生变动？

本书将以2012年越融市金融综合改革过程中成立的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讨论地方金融治理中的初始治理结构选择、政府介入交易纠纷与风险分担规则变动等问题。服务中心是越融市规范发展民间融资、解决“两多两难”70623067问题、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的一种全新的制度探索，如果不了解其基本的成立背景和运作模式，可能很难理解后文案例内容的社会情境。所以在具体分析上述现象之前，本章首先对服务中心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等进行细致描述。70623068具体的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即服务中心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是什么？民间资金供求双方、各类中介机构和服务中心的相互关系如何？中介机构的业务模式是什么？服务中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场内的成交状况如何？运行中存在哪些风险？主要的风险类型是什么？对这些基本情况的描述，有助于深入展现服务中心这一新型制度安排的特征，为后文的分析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