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深入阅读费孝通的著作文本以及梳理费孝通学术脉络的基础上发现，费孝通穷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本文将费孝通的这一“终身问题”简称为“费孝通问题”，并尝试以历史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费孝通问题”的形成背景、研究理路及其隐含的内在紧张。

本文以反思社会学为视角，从“环境社会学为何”与“环境社会学何为”两个维度重新检视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学科品格、研究伦理和方法论取向。分析发现，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以环境正义为价值关怀、以实践性为基本品格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而本体论和认识论中主客二分的前提预设却从根本上阻挡、抑制着环境正义和实践品格的彰显，学科的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危机由此产生。因此，重构环境社会学的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的根本之路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双重维度探寻能够在经验层面实现学科旨趣、体现学科关怀、彰显学科品格的研究方法或路径。以正义和进步为价值基础、以互为主体性为前提预设的行动研究，为超越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危机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

面对环境侵害，湖南省X市Z地区农民环境抗争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沉默、经济转轨时期的私力救济，以及市场经济时期的依法抗争。该地农民的行动选择主要受制于政治机会结构以及国家、企业和农民之间所形成的利益结构的双重约束。我国的制度变迁将封闭的政治机会结构予以有限度的开放，又导致国家、企业和农民之间所形成的利益结构从一体转向分殊，两者的结构转型促发受环境侵害的农民从沉默走上抗争之路。然而，以发展主义为取向的经济制度与威权性格的政治制度之间的高度同构性决定了地方政府无法正确对待农民利益诉求，农民亦无力突破制度的桎梏。改革现行经济政治制度是化解农村环境危机、缓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之途。

中国环境社会学从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和对本土环境问题的研究起始，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学科意识逐渐凸显，至今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独特价值关怀与研究旨趣的中国社会学分支学科。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公众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以及学术共同体理论自觉的不断加强，将进一步锤炼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特色。中国环境社会学将迎来一个植根自身文明传统和社会实践且在世界学科领域具有更大影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