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西部大开发政策，我国民族地区逐步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但客观来讲，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而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也呈现出“脱嵌”的典型特征。与此相应，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脱嵌型”资源开发面临四个关系性难题——开发与保护、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外部主导与地方参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而要真正实现我国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就需要充分考虑资源开发过程的“社会嵌入”，并从理顺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及制度执行、实施参与式开发以及强化基层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着手，破除上述四个关系性难题，进而推动民族地区的内生型、包容性发展。

面对环境侵害，湖南省X市Z地区农民环境抗争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沉默、经济转轨时期的私力救济，以及市场经济时期的依法抗争。该地农民的行动选择主要受制于政治机会结构以及国家、企业和农民之间所形成的利益结构的双重约束。我国的制度变迁将封闭的政治机会结构予以有限度的开放，又导致国家、企业和农民之间所形成的利益结构从一体转向分殊，两者的结构转型促发受环境侵害的农民从沉默走上抗争之路。然而，以发展主义为取向的经济制度与威权性格的政治制度之间的高度同构性决定了地方政府无法正确对待农民利益诉求，农民亦无力突破制度的桎梏。改革现行经济政治制度是化解农村环境危机、缓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之途。

本文探讨了费孝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费孝通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简单的激进或保守，而是试图超越这两种极端思维，寻求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文章通过对费孝通的学术生涯和研究成果的梳理，阐述了他的研究理路和方法，即以实地研究为主体，以活历史和小传统为两翼，从而构建了一种多元现代性的研究框架。最后，文章总结了费孝通的观点和贡献，认为他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代中国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