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提出“自我认同”的社区参与意识的重要性在于扩大“自下而上”的公共性，而非“自上而下”的公共性。只有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公共性形成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助于认识和协调上层（政府）、中间（媒体、工商企业、学校、社区等）与基层（社区居民或个体）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三者彼此协调、良性互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因为如果它们彼此之间处于一种表面上的协调或和谐而实质上缺乏互信甚至对抗，即无奈和怨恨情绪长期被压抑，处于未释放状态，或者长期处于一种极为不协调、互不信任甚至是消极的、对抗的关系之中，那么这必将会影响或制约经济发展，更谈不上促进社会进步。因此，作为社会体系中的基础———社区，在这些关系中处于一个重要位置，一旦社区出现重大问题，就会发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因为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度以及社会公信力正在滑坡，并受到历史性挑战。对中国现代化的未来而言，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依赖于构建一个长期的、共生的、和谐的社会，其关键所在就是社区参与意识的提升和丰富。

本文探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公共性及公共意识问题，将其作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定位。这是因为农村社区建设不同于城市社区建设构建“市民社会”，而是重建农村社区（gemeinschaft）。对应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性或公共意识之类的话题，农村社区不是模仿，也不是拒绝，而是从以往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性”走向“自下而上的公共性”，而农村基层选举作为这一政治模式的标志，有助于重建农村社区，获得话语权，构筑地方文化，否则农村文化真的难以摆脱危机。因而，探讨Z村的生活空间与公共性问题，尝试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去把握农村社会的结构与特征，这是本文的目的之一。本文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探讨农村社区的生活空间与公共性之间的冲突、错位与协调等问题，以发现“自下而上的公共性”存在的可能性，并由此构建“本土化的公共性”（indigenized publicness）。

本文①通过紧凑城市概念及其政策导向，考察日本紧凑城市的地方实践活动；②通过了解与紧凑型社区建设、城市再生以及相关问题有密切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政策、基本方针，探讨中心城区活性化建设中的政策导向；③了解环境保护法律及政策，并使其与中心城区活性化法律和政策相关联，关注环境示范城市构想以及地方实践活动，以建构低碳社区建设指标的新内涵；④通过了解有关文化政策，把握历史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在城市文化的连续性及推动城市活性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⑤通过了解《社会福祉法》《介护保险法》及介护保险制度，考察有关健康、医疗、福祉一体化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