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社会科学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健康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对于其影响机制却缺乏理论解释和检验。而社会流行病学研究关注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因素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但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形塑作用。本研究根据健康生活方式模型将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来分析中国民众健康不平等的形成过程。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数据，本研究发现，如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居民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其健康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其影响机制可以描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产生和维护健康生活方式，而健康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普雷斯顿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预期寿命的重要决定因素。本研究根据普雷斯顿曲线来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1990～2010年中国各地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数据分析结果发现，Preston曲线对于各地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具有很好的拟合效果，说明中国各地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本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直接决定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高低。一方面，经济发展对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升的边际效应呈现U形曲线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成果需要转化为医疗卫生领域的成果才能发挥提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卫生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研究试图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经验，综合这两种解释取向，提出一个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基本模型，将人力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因素，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纳入其中，运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别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

由于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欠缺，学者们对于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研究主要以上海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这就使得对居民的阶层划分只能以职业类别作为唯一依据。虽然职业分层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衡量人们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与人们的社会声望、权力和财富都存在内在的关联，而且在操作上具有较大优势，因而常常被学者用来作为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但是，把职业作为唯一的分层标准，一掩盖了社会阶层分化的动力机制，也掩盖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冲突的根源。因此，要了解社会阶层分化的形式，还需要把握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根源。

本研究试图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从社会流动与健康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并解释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及其形成机制，并从侧面比较两种理论的解释力。一方面，避免截面数据在研究中国健康不平等问题时造成的缺陷；另一方面，为社会流动的后果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本研究试图通过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对于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和社会结构如何型塑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为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健康水平提供因果解释逻辑，并将社会流行病学和社会学中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结合起来。

近２０年来，上海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客观的不平等状况如何影响到人们的主观感受，上海居民是否认为这种社会不平等状况是公平的，影响他们判断分配公平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所得来判断分配公平还是根据为什么得到来判断分配公平，这些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20世纪末以来爆发的灾难性事件，在空间、时间和社会层面上所带来的安全丧失感和危机感是长远的、根深蒂固的。一切边界及内与外的区分，在全球迅速扩展和相互影响的危险面前，都土崩瓦解了。原来建筑在民族观念上的安全与自信，已经让位于对灾难的无所不在性和不可控制性的恐惧。

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进行了卓越的解释，并以简约著称，对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学者（包括邓肯本人）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变量、中间变量和因变量维度的拓展，以期对家庭背景优势如何进行代际传递加以更详细的阐述和解释（许嘉猷，1986）。在这些衍生的模型中，以子辈的教育期望（expectation）或热望（aspiration）作为中间变量的模型对于教育获得具有显著解释力。在威斯康星提出将教育期望等社会心理变量作为调节家庭背景优势对教育获得影响的中间变量而取得突破性成果之后，教育期望一直被作为教育获得最有效的预测变量（Jacob and Wilder，2010）。本研究也试图在经典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父母对子女以及子女个人的教育期望变量来解释子女的教育获得状况，但本研究仅仅关注高等教育的获得。本研究运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N=1181）数据，对上海常住居民的大学教育获得进行分析，引入父母的教育期望和子女的教育期望作为解释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影响的中间机制，从而为国内教育获得研究增加新的解释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