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总结了雷默“北京共识”的概念。其次，总结了作为中国发展经验之总结的“北京共识”。在此基础上比较亚牛了中国发展经验与“华盛顿共识” 。再次，研究分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最后对作为中国新发展战略之表述的“北京共识”作了深入分析。

本文根据社会科学本土化学者们的主张和实践，梳理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不同类型，试图以此分类模型来对费孝通先生在不同学术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在“社会科学本土化”方面所具有的含义重新加以理解，并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不同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讨论。

西方学者在西方社会正在面临的到底是“后现代性”转向还是“新现代性”转向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争论的渊源实际上主要来自争论双方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而非来自对当前西方社会现实的不同描述和分析。依据双方各自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不同界定，把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称为“后现代性”或“新现代性”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遵循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理论家们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对于当前西方社会正在转向的那种新社会历史状态，我们与其称之为“后现代性”，还不如称之为“新现代性”，因为“新现代性”才能够更为准确地揭示出它的基本性质与特征。“新现代性”这个名称，恰当地表明了人们对当前西方社会变迁的如下判断：西方社会尽管已经和仍在发生着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它的基本性质至少目前仍然没有超出古典社会理论家们所理解的“现代性”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