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制度建设与民间讨论的一年——2014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综述。首先是国家全面构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中国政治系统全面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党政体系发文促进志愿服务，实现民生改善和治理提升的目标；新《环保法》扩大环保公益诉讼主体范围，提高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的程度；国家的各个部门密集出台鼓励并支持公益慈善组织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的相关政策；地方政府积极出台相关的法律及政策意见，推动并规范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其次是中国民间慈善的发扎你讨论与行动实践，包括慈善法的民间讨论；中国公益要不要市场化的讨论；多个知名慈善组织受到质疑；慈善组织向公众募款的创新；慈善组织合作中的冲突；慈善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博弈生存空间；中国慈善的国际化。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红十字会法》、《志愿服务条例（征求意见稿）》、《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继出台。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法治时代。国家在规制慈善事业的同时，更大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的活力，真正实现了慈善事业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功能。与此同时，慈善领域在《慈善法》的引导下，在互联网募捐、慈善信托、社会组织国际化、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都呈现出了新气象，不断显示出慈善组织的活力。

本研究是在中国通过国家主导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过程的背景下，从发展学的视角分析农村行政管理体系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此研究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同时展开，静态方面对中国乡村行政管理体系的结构功能、中国乡村的行政官僚转换以及行动逻辑进行分析，动态方面对政策过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督）以及政策的管理过程（政策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谋利、政策管理中的规则与程序）进行分析。国家主导下的发展要求行政管理体系完成强制性的发展干预，以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中国乡村行政管理体系是国家主导发展下的行政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必然也要在上述框架下运作。本研究是在中国中部G省S市枫县进行的实地研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政体，国家农村行政管理体系在任何一个区域都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调查地点枫县具有其分析的代表性。在实地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半结构访谈的调查方法。论文主要采用“事件—过程”的分析方法。

2015年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公益组织的数量继续高速增加，国家开始重视对公益行业的制度规范，法律体系正在完善，党的建设全面推进，监管体系正在加强，行业协会商会的活力正在激发。与此同时，公益行业的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公众参与公益的渠道正在形成、行业性支持平台越发多元，社会企业新的力量正在崛起，公益环保诉讼正在成为新的环保行动，公益丑闻曝光显示行业发展的薄弱，公益组织与政府的边界博弈依然存在。尼泊尔地震救援预示着公益组织开始规模化地走向国际。

中国在社会经济及政治方面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即使在贫困地区， 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在村民自治选举、基层妇女组织、社区参与、培训、计划生育、防止家庭暴力、教育和健康等方面均有十分明显的进步。在贫困地区， 男孩女孩在平等地接受教育方面较之过去有明显改善。然而， 中国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依然十分突出，性别的不平等与贫困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内在联系。该现象构成了中国当今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基本特征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建立和谐社会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政策领域。同时，也应成为国际援助机构对华政策和干预的重要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