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毒和吸毒、未成年人犯罪及环境污染在现代社会已经被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胡剑、景海俊，2010；王启江、李锡海，2010）。全世界已经有10%的人口卷入了毒品的生产，且正在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目前至少有1.4 亿人服用大麻，1300万人服用可卡因，860万人服用海洛因。全世界每年因吸食毒品而死亡的人数高达10万人，因此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每年约有1000万人（杨莲、杨贵，2010）。目前，青少年吸毒已经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全球性问题，大量的数据显示，青少年已经是吸毒的主体，也是贩毒集团的主要引诱对象（李云昭，2003；刘少蕾，1995）。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国际贩毒集团与国内贩毒势力相互勾结，将边境、沿海一带作为其过境贩毒的主要渠道，大肆从事毒品贩运活动，并逐渐向内陆腹地推进，青少年吸毒现在正逐步蔓延渗入到内陆，特别是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内蒙古等不发达地区（刘成根等，2000；刘少蕾，1995；马红平，2010）。1988 年，中国首次公布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5万人，1991 年为14.8万人，1997 年为54万人，2000 年为86万人，2004 年则达到114.04万人（魏平雄、赵宝成、王顺安，2008）。截至2009 年底，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数据是全国现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335920 人，比2008 年底增加209158 人，其中男性占84.6%，女性占15.4%。从年龄情况看，35 岁以下人员占58.1%，与往年相比继续呈下降趋势。按照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有4～7 个隐性吸毒者来算，中国吸毒人口在600万以上。这个数字是相当恐怖的，也可以得出禁毒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的结论（胡剑、景海俊，20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吸毒已经成为中国患艾滋病和青少年犯罪的一大诱因（廖龙辉，2001）。

当青少年子女吸毒时，父母不禁会问：“为什么啊，为什么是我家的孩子啊？” 有些父母会归咎于孩子“定力”不够，受不了引诱；有些父母会责怪孩子所结交的都是损友；有些父母则觉得世风日下，社会风气败坏；更有些父母会自责是不是自己没把孩子教育好。如前所述，青少年吸毒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一些因素家长可以抵御，有一些则很难应对。其中，家庭因素和青少年吸毒不无关系，也是家长可以驾驭的重要因素。本章将阐述青少年吸毒和家庭关系的关联。首先，我们来看看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家庭的定位如何。

自1950年以来，西方关于家庭关系和吸毒问题的研究文献一直在增多。在青少年试图戒毒的过程中，他们的家庭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些变化和重组（Cormack & Carr，2000；Rowe & Liddle，2003）。中国人以家为本（Chung & Chou，1999；Lam，1997）。然而，中国社会对吸毒青少年家庭的理解却有待改进。此外，尽管有证据表明以家庭为基础的治疗是有效的，但是在中国的戒毒工作中，家人的参与尚未被系统地纳入制度与工作过程中。为了探讨中国青少年戒毒过程中家庭的动态发展，本章通过与34个中国家庭的访谈，尝试勾勒出戒毒青少年家庭关系的几个重要层面。所有参加研究访谈的青少年都来自中国香港的一个戒毒中心。此中心主要针对那些有吸毒问题的青少年提供住宿戒毒服务。他们的戒毒期限一般是一个月，可以延长到三个月。样本包括34名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选择标准如下。（1）21岁以下的男性吸毒青少年，当中有的吸海洛因或新型毒品。（2）和父母一起居住；如果父母分开了或者离婚了，必须和父母中的一个一起住，但是和另一个保持经常的联系。（3）不会被送到监狱或者接受长期住院式的戒毒治疗。研究初期共有115名参与者，包括43名男性青少年，41位母亲，31位父亲。研究中招募的青少年都是中国人，并且说粤语。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有9个家庭无法跟进。其中，有5名青少年失去联系，2名去世，还有2名在出院后被监禁了起来。所以，我们又跟进了在治疗前就访谈过的91名参与者，包括34名青少年、32名母亲和25位父亲。在这34名青少年离开中心三个月后，又对他们进行了第二次访谈，相当于在治疗前阶段访谈的43个家庭的79%。

在中国，乡镇居民比其他较大的城镇地区居民更为注重家庭伦理（Pithouse et al.，1998）；中国人也更为顾全他们自身的家庭福利（Leung，1998）。个体的独立，尤其是未结婚的人，其独立意识没有受到与西方社会一样的关注（Leung，1998）。和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青少年和未婚的青年人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是一种常态，即使在人所共知的住房面积很小的香港也是如此（Li，1991）。既然如此，在矫正问题青少年的行为时，我们不可无视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和有关的居住安排。在香港，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和亲子冲突与青少年病态行为（包括吸毒在内）密切相关（Shek，1997，1998，2002，2003）。然而，在中国社会中，明显缺少关于家庭成员的参与对吸毒青少年治疗方面影响的具体研究（Mok-Chan，2000）。有证据显示，家庭治疗有助于吸毒青少年戒毒。一些临床试验已经证明了以家庭为本的方法在提高问题青少年治疗的参与性和降低吸毒的有效性方面有一定效果。此外，也有实验证明家庭治疗比其他治疗方法更优越，其中包括团体治疗法、父母教育、多家庭干预法和个体咨询（Liddle & Dakof，1995；Winters et al.，2000b；Sherman，2011）。Cormack和Carr（2001）的报告表明家庭治疗可以使家庭成员的能力得到提升，从而帮助青少年参与治疗，并积极投入到治疗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家规、调整角色、改变作息、改善关系、发展信念等，建立一种“无毒”的生活方式。在还没有讨论家庭成员参与戒毒工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吸毒青少年的面貌。本章将以9个中国家庭为例，勾勒吸毒青少年的面貌，并且描述这些男青年和家人在治疗过程中的互动情况。

家庭成员的参与和投入是吸毒青少年治疗的要诀已经有证据证明。然而在亚洲地区，尚未有系统地运用家庭为本的治疗方法来帮助吸毒的青少年的案例，也有待积极邀请吸毒青少年的家人加入治疗。

家庭是治疗吸毒青少年的关键系统。一方面，家庭能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让青少年去戒毒；另一方面，家庭的一些过时的家规、不合宜的信念或者是僵化的互动模式也可能成为戒毒青少年改变的阻力。

本文的重点是中国的防震减灾政策和规划制定。本文对丰富中国地震抗逆力的知识、制定相关政策和预测趋势做了一个综合性研究。内容包括政治因素、知识创造和政策制定的主体、不同类型的知识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各级政府的防震减灾规划，和该措施在具体执行中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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