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研究存在社会结构和认同管理两种路径。本文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视角，对群际关系的社会结构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管理策略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探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给予充分关照。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建构和管理间存在复杂的影响因素和深刻的心理机制；群际地位的合理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建构有重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人认同在其社会认同过程中具有与其农村人认同同样重要的地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的建构和管理有其主体性。

根据生命史理论，童年经历和当前的环境生存压力是对个体的生命策略产生影响的两个主要因素。本研究认为，人际信任也是一种生命策略使然，因此，可以从上述两个因素来探究人际信任的机制。从该理论出发，研究聚焦童年经历对成年后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并考察与童年经历相比，对当前环境压力感知影响个体人际信任的程度以及二者是否存在关联。研究结果显示：①童年资源缺乏的个体比童年资源充足的个体在成年后人际信任水平低；②童年主观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比童年主观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成年后的人际信任水平高；③童年不稳定的个体比童年稳定的个体在成年后更缺乏安全感，人际信任水平弱；④个体对当前环境的压力感知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感知到当前环境的压力会降低个体的人际信任，但是并没有与童年资源、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和童年不稳定性产生交互作用。重视儿童早期的成长环境，加强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社会整体人际信任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污名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之后，21世纪初才开始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考察污名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这一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学和心理学视野中的热门课题之一。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中对污名的理论框架及国内外研究进展加以回顾，可以展望其发展趋势，以求对进一步研究污名本土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主要介绍了社会表征理论的缘起和发展，在本质上，表征具有规范性，并由传统和习俗决定，它将自己加诸于人们的认知活动之上。对莫斯科维奇来说，社会表征是集体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向和知识，而思想的共识形态则是由社会产生的，并由社会的沟通而成为 “共同意识”的一部分。

本文主要介绍了城市新移民的污名认知和体验，由于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的障碍，农民工的身份历来被划分到农民阶层，使得他们即使进入了城市，但却以边缘化人群的身份存在于目前鲜明的身份社会中。可以讲，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不仅是廉价劳动力、超时劳动力还是高危劳动的直接从事者，他们本身还承受着很大的身份污名。

本文主要介绍了城市代际移民的偏差地图和共识性歧视，如果偏见是一种态度，歧视就是以偏见态度为基础的行为。既然偏见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一种态度，那么歧视则是一种行动或行为。更准确地说，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成员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在城市人与农村人这一对无解的研究主体中，依据社会认同论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敌意，很难厘清这一复杂的关系。

在社会心理学刻板化、偏见、污名、歧视的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优势群体常常对弱势群体产生刻板印象、偏见、歧视与污名。群体污名意识作为污名群体中的社会共识，在社会认同与群体身份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章从另一个侧面去探求这种刻板印象存在的心理机制，其中系列再生法通过模拟现实生活中的沟通链来探讨关于城市一代和二代移民刻板印象是如何进行信息传递的。社会网的方法则关注真实社会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关注个体刻板印象的社会表征网络，根据人们头脑的词语网络联想寻求人们刻板印象形成、维持的关联，以及这一网络的中枢与边缘系统。

本文主要介绍了代际移民的刻板印象威胁外来务工群体的确感知到城市人对自身的消极刻板印象，那么外来务工群体是如何应对这种刻板印象威胁的呢？一般认为，外来务工群体更倾向于消极应对针对其自身的刻板印象威胁，如默认、回避等。在前面的研究中，第一代外来务工群体和第二代城市移民群体也的确表现出回避能力评价的倾向，表明这种消极倾向的确存在。

当代社会正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身份问题因而具有普遍性意义，边缘人群的身份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他们处于现代化与系统之外，在急剧变化的年代遭遇到外显和内隐的双重排斥。与主流群体相比，他们更具有焦虑感和危机感，更需要融合到主流的文化中，更期待拥有共同的话语权。事实上，城市代际移民的城市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并非仅指农民工单方面融入城市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接纳和认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