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途径，社会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在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环境下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具有独特、明显的作用，为各国政府运用，并逐渐成熟。英国在推进社会企业发展方面具有先行性和示范性，其所拥有的社会企业数量庞大且体系成熟，可以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企业提供经验借鉴，对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近三十年来，社会企业逐渐在世界各国出现，作为弥补公共部门在提供社会服务能力不足，以及改善私人部门在社会公益方面“市场失灵”的一种新型企业形式，其重要性越发突出（谢家平等，2016）。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企业是将一般商业企业与传统公益组织有机结合起来，以提供可持续的社会价值为基本目标的一种具有私人部门属性的企业形式。一方面，社会企业以提供社会价值为主要目标，旨在扩大就业、减少贫困、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社会企业的私人部门属性，通过商业活动所得为社会项目提供资金，有效缓解公共部门的财政压力。但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一些挑战和支持，包括支持性的立法和规制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升级技能与工作、管理专家与业务支持、资金、网络与协作发展乃至治理结构等。

关于社会企业，文献中使用的概念往往是不明确的，并且有着各种各样的意义，学者迄今为止没有达成共识。简而言之，“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成为社会企业的一般定义。这为社会企业这一社会创新组织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解释空间，但同时在实际操作层面造成分歧，尤其是不同地区法律政策对社会企业的准确定义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分歧。

本文试图对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企业政策进行扫描，从政策背景、政策层级与架构、社会企业范围、主管部门、政策支持、规范监管和政策影响七个方面全面梳理各国政策内容。

本文以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讲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社会企业政策现状及发展情况。

各国、地区支持社会企业的政策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的图景。但这些研究也无法回答为什么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企业有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组织面向，相应地，在转化为政策建议时也容易陷入“刻舟求剑”的迷思。应该选择哪些国家、地区作为参照系？我们认为，选择相对重要的维度对上述国别和地区进行类型化是给出判断的前提，它可以帮助我们缩小范围，从而更加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企业政策。本文主要从宏观上对世界各国社会企业政策进行类型学划分，目的是充分考察国家、地区的制度背景对社会企业政策过程的影响，并为我国制定社会企业政策提供更为精准的学习对象。

卢森堡、立陶宛、英国、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列表中的社会企业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政策目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企业政策如何落入在高程度政府干预和高商业化的第一象限中，从而实现较高的政策绩效？进一步地，这一问题需要转化为以下子问题：这些国家的社会企业如何得以纳入上述国家的政策议程之中？政府出台社会企业政策意图是什么？政策设计如何影响社会企业的差异化建构？这些问题还有待回应。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企业在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培育包容性增长，增进社会融合，凝聚本地社会资本，支持民主参与和传递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世界各国、各地区正日益意识到政府作为社会企业部门的重要伙伴不能被忽视，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企业发展的基石。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社会企业立法及支持政策。但近期一个激动人心的标志性事件是社会企业立法动议贯穿我国《慈善法》立法过程的始终：在立法启动之前，国内某知名研究机构起草的慈善法，专家建议稿中将社会企业作为单独一章；在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社会各界要求增加社会企业相关条款的建议也多次出现；在最终表决时，也有人大代表呼吁慈善法应该包含社会企业的内容（李庆，2016）。虽然社会企业最终未能出现在《慈善法》中，但业界对相关议题的后续讨论并未停止：政府应该如何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是否有必要为社会企业建立单独的法律实体抑或维持现状。我国尚未出台支持社会企业政策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未来是否有可能出台相关政策。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厘清（李健，2017）。本文我们运用约翰·W.金登的政策多源流模型分析我国社会企业政策的议程设置。

以帕克和伯吉斯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最早将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问题研究。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科学。组织环境是组织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本研究中所探讨的社会企业政策支持体系，实质上就是营造社会企业发展的支持性生态系统，以此作为子系统来促进社会企业这一创新型组织类型嵌入社会生态，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作为社会企业支持政策构建的主体，即政府，立足社会企业外部环境营造是政策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