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在探索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三社联动”模式，社工机构嵌入社区参与社区服务为北京模式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本文通过对北京市社工机构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北京市社工机构参与社区服务的现状，并以嵌入性为视角，建立了社工机构社区融入程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从政府政策和社工机构参与实践两方面提出进一步推动首都社区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本文首先介绍了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历程，通过描述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揭示了中国从“有国家、无社会”到社会力量逐步成长、国家与社会互动变化的过程，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从“父子关系”逐步向“党委领导下的新型协同合作关系”演变的逻辑。其次，文章剖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分类管理、放管交替、地方先试先行、地区差异等特点。再次，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面临的机会与挑战。最后，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演变的过程做出理论解释，并预测了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前景。

社会组织已成为中国国际志愿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走出去”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组织不得不面临合法性的挑战。基于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志愿服务的身份合法性、行为合法性和结果合法性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社会组织在尼泊尔救灾行动中的志愿服务为案例，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开展国际志愿服务中获取身份、行为和结果合法性的行动策略。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社会组织更好地“走出去”开展国际志愿服务，并在民间外交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对策建议。

社区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事实上的“国家治理单元”。有效的社区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基础，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各级地方政府致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各学科持续研究的领域。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来，社区治理从单一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已成为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全国各地的丰富实践，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区共治结构，总结提炼影响社区共治有效性的路径、机制和工具，推动社区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已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议题。

本文从社区共治总体研究和社区共治路径与机制研究两个角度入手评述了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领域的现有研究情况，呈现了理论研究情况、实践研究情况等。

本文首先分析了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领域的已有分析框架，其次分析了基于生命周期的网络有效性分析框架，最后说明了本文研究数据的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分析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作为形成社区治理网络的基础，其次分析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绩效衡量和案例绩效评价，再次分析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最后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绩效的机制分析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三社联动”作为社区共治网络发展路径，其次研究了“三社联动”的有效性评价，再次研究了“三社联动”机制的多案例研究，最后提出了“三社联动”机制的研究发现与政策建议。

“党建引领”自通过社区建设工作被借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以来，就频繁地出现在党和政府对各项工作的政策宣言和行动策略中。自社区建设在全国开展以来，党组织的领导地位逐步在社区建设的相关政策中被确立和强化。基于此，本文首先研究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与理论面向，其次研究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作为网络统筹路径，再次研究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有效性机制的多案例研究，最后提出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发现与政策建议。

国家治理的根基在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共建共享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具体而有效的路径和行动机制，以实现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目标。本文试着突破已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极出发的视角束缚，正视组织间网络有效性的重要影响，从中观层面提出社区共治网络有效性的解释框架，对已有的社区共治路径进行科学评判。为此，本文结合社会学、公共管理的相关理论和组织理论，提出了具有一定原创性、基于生命周期的网络有效性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建构了基于网络生成、互动和统筹三条进路的有效性影响因素模型，给出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三社联动”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等现实路径及其机制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