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中国开始出现“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今，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务工的主力军。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起初钟摆式的流动，新生代农民工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城乡迁移的命运。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延续着父辈的迁移之路，怀揣改变命运的热切希望，被裹挟在社会极速前进的步伐里，成为茫茫城市人海中的一员。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其流动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老一代农民工往往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渴望从城市中获得无法在农村得到的财富，从而更好地在农村生活，除此之外对城市并没有更多的期望；新生代农民工则大不相同，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发达以及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进而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在“城市梦”与残酷现实的碰撞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世界急需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前，就对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想象”。进入城市后，“想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姿态继续变化、延伸。想象是“大脑综合了外部信息经过加工后形成的认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是我们探究该群体内心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一个理想切入点。

农民工是一个伴随着社会转型进程凸显出来的、广受关注的群体，然而一段时间内这种关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他们尴尬的身份上面。城乡二元对立政策的推行，使得他们既不是传统的农民，也不是现代的产业工人，而是介于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群体。从职业上说，务农不再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来源，他们在城市中广泛参与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常年居住在城市让他们与都市群体的交流逐步增加。经过工业化和商品消费的洗礼，他们对乡土的感情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受城乡二元户籍体系的限制，虽然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他们并不能平等地享受到城市的社会文化资源和基本福利待遇。人文、制度等方面的“圈地化”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和体验，很多人无法在城市中获得归属感。他们出生于乡村，工作在城市，却一直游走在两种社会的边缘，进退维谷。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尽管老一代农民工也对自己的身份存在焦虑与困惑，但他们存在一定的乡土情结。这使得他们在面对身份问题时更为游刃有余，即使无法融入城市，至少还有一条路可行，那就是回流农村。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少了这样一份从容。与上一辈相比，他们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由于农业生产活动接触很少，他们对农村并无太多感情。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却使他们对城市充满认同和向往。遗憾的是，他们混合了城乡两种属性，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他们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显著问题。

作为一种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生规划反映着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人生规划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勇气，并且激励着他们为了未来而不懈努力，并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确定了目标和追求，指导和推动着每一个个体的城市生活实践进程。从进城前到进城后，从刚进城到进城一段时间，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规划或多或少地发生着改变，或推翻，或重建。个人因素、他人影响、环境作用、政策导向及城市经历与经验等，都会左右他们的人生规划。因此，对于经验不足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注定是一个迷茫且不断寻觅的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间土壤，远离了原本熟悉的人际关系圈，在城市生存打拼，主动或被迫地去发展崭新的人际圈。这个圈子显然不同于他们在乡土生活中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而是需要寻找新的人际联结方式去建立起关系。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因为工作、生活、消费等机缘与各种人展开交往。

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素养之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意义尤为重要。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素养，指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了解自己的信息需求，具有信息意识，以及通过信息工具的利用实现自身目的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素养状况，直接影响到他们运用信息工具为城市生活服务的能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信息素养，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就目前来讲，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素养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他们的信息意识、信息传播能力以及对信息工具的利用能力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与信息化的城市生活之间横亘着一道信息围墙，那么这道围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他们的城市适应。而城市中的媒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信息素养的提升，具有很大的助推作用，是他们翻越信息围墙的重要手段。在信息爆炸的城市环境中，媒介不再只是他们娱乐消遣的工具，也不再只是作为信息的载体而存在。现代媒介的实用性使得媒介本身更像是一种工具，运用媒介工具达成目的更是成为一种重要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了解城市的生活百态。除了电视、报纸等传统大众媒介，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各种海报乃至互联网等媒介布满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些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息息相关，共同助推着他们信息素养的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融入城市过程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就业观念虽不能直接决定就业，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就业方向和职业选择。当前严酷的就业环境与就业观念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不适当的就业观念既会影响劳动者主观的就业行为，也会影响劳动者的就业、创业与职业转换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而变化。相比于市民以及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环境、学校教育、社会经历、工作体验等方面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的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的形成、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另外，在全方位的社会分化背景下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内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特质不断增加，内部分化问题日益突显。因此，逐渐难以从单一群体的角度来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而且，现今人们大多关注其就业观念的现状，侧重于如何改变局面，而鲜少从就业观念的形成过程出发，更忽视了动态的分工观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或明显，或隐蔽。其实，就业观念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传播过程。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乃至新媒体传播在这里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就业是一种寻找自身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的行为过程，媒介在分工中对分工的认识、分工的选择、分工的变化造成的影响则值得考量。

相比父辈，新生代农民工是真正“沐浴在新时代春风里”的一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他们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生活与成长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因此他们的就业期待更高，自我发展的诉求也更加强烈。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分布虽然仍然以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为主，但是前两者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后者比重则呈下降趋势。可见，他们开始对劳动环境和就业岗位有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也从挣钱和改善生活，变成“出来锻炼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具有更多自我发展和实现梦想的个人规划。受经济基础薄弱、社会资源有限、上升空间狭窄等因素制约，缺乏各方面生存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在城市社会中获取多元化、高质量的学习机会，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老一辈的生存发展模式，延续前人的传统技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往往容易为了生存而日复一日地从事技术含量很低的生产生活。这对他们适应和融入不断前进、变化莫测的城市社会极为不利。此时，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发展提供方便、易得的学习充电渠道或机会，是帮助他们城市适应的重中之重。

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他们的职业发展定位、职业生涯规划、职业角色认同都和老一代有着显著的区别。如果说老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动机以经济为主，工作仅仅是工作，最终的职业归属指向农民；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由于自身务农经历有限，对农民不仅有一种身份上的回避，更有一种职业上的抗拒，城市里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有了更多的意义，它不仅仅是谋生手段，也是融入城市的一种途径。他们在关注职业薪酬待遇、职业作业环境等客观就业条件之外，也开始注重职业发展空间、职业组织文化、职业价值等主观就业感受，许多人已经开始发展出初步的职业意识，谋划起职业生涯发展，并渴望拥有多彩的职业体验。

休闲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作为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的新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再以“赚钱”作为外出务工的唯一内在动力，他们更渴望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服务、精神文化，并寻求个人发展，实现人生价值。与城市同龄人一样，作为青年一代的他们也渴望现代化的休闲方式，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而农村相对落后的生存环境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高度发达、交流频繁的城市媒介环境为他们打开了通往精彩世界的一扇门。在媒介的助力和引导下，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他们的生活状态、心理态度以及城市融入都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闲暇生活的演变折射出这个群体在身份再造的过程中思想观念、自我认知以及社会心理层面的诸多转变，这也是在多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他们的闲暇生活在进城前后发生了哪些改变，在城市中全新的媒介化体验给他们的闲暇带来了什么，这些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的描摹来探究媒介贯穿其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将媒介这一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嵌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去探讨媒介为其个体发展和城市生活带来的种种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