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认为美国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是基于历史性的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宗教文化。缺乏这样传统的中国，其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又是什么呢？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儒家意识形态还是民间实践，对人口增殖予以绝对重视。因为担心没有后代而产生的“断后”焦虑影响了中国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而影响了中国的环境。人口因子持续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中国，在“生存或死亡”的两难中选择了追赶现代化的自强之路。无论是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追赶美日，或是“大跃进”运动中的“超英赶美”，还是后续的如大开发中的一些行事方式，都存在因为担心落后而急于追赶的社会性焦虑。这样的后果，产生了比西方社会“跑步机之生产/消费”还要严重的环境问题。

以淮河流域的“癌症村”为研究点，以“内”“外”两个视域为分析框架，发现：（1）孟营村的污染主要来自上游，是外源污染，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因素；（2）媒体虽然写实村庄内部癌症死亡异常问题，但重心指涉村外流域污染问题，而政府的“非预期”介入及随后的大规模研究，使得原本期望澄清“污染-癌症”变成了一个迟迟无法告知民众的两难话题；（3）实地调查发现，“癌症”不仅与村外的污染关联，也与村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探究到“男性—吸烟—肺癌”“乙肝—肝癌”及“饮用生水—肠道疾病高发—改水—肠道疾病骤减”等重要线索；（4）在与水俣病、塔纳汤“癌症”社区及国内其他“癌症村”的比较中，注意到“内”“外”关注的重心差异影响了对疾病认知及应对行动的平衡。

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文章从两种理想类型入手探讨人水关系。在“人水不谐”类型里，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水污染导致居民患病，影响经济发展，诱发贫困；随着污染危害的加深，出现人口迁移，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等次生社会问题。“人水和谐”类型为人与水互动的良性循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动力，也为社会发展提供经济条件。从“人水不谐”向“人水和谐”的转型是实现人水和谐的根本途径，而解决认知问题——认清现代性特征、重视生态学知识等是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

自从1978年卡顿和邓拉普提出环境社会学之后，它逐渐被人接受，并且已建立了多样的关于这一分支的知识体系，但建构更为合乎学科发展逻辑的知识体系依然必要。环境社会学的缘起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环境污染问题的爆发性增加，并且以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社会成因以及社会应对或社会治理，即社会问题为主线建构环境社会学的学科体系。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正常秩序，甚至威胁到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这正是环境社会学的逻辑起点。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可以从社会行动、社会体制机制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加以探究。应对环境问题，在不同社会体制、社会文化背景下，呈现了多样化的解决策略。现实中环境议题的社会复杂性，正在对环境社会学研究提出新的挑战。

生态脆弱区过度放牧和滥垦滥伐致使生态退化，进而陷入“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村庄精英依托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组织村民用地方性知识开展植树造林，成功阻断了生态的恶化，利用农业技术集成，实践“高产饲料+舍饲养殖”的新型农牧相结合模式，重建“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最终，形成“林—农—牧”相互促进的生态农业，走上了生态、经济与社会良性运行的乡村绿色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