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曼大帝晚年疯狂爱上一个日耳曼姑娘。后来那位女子萧然逝去，国王命人将她那敷过香料的遗体搬入寝宫，寸步不离。杜宾主教惊惶于这骇人听闻的情欲，怀疑有魔法在作祟，坚持检验尸体，并在这女子僵硬的舌头底下，发现了一枚镶宝石的戒指。戒指一落入杜宾主教手中，查理曼就疯狂地爱上了大主教，并仓促命人埋葬那位姑娘。杜宾将那枚戒指扔进康定坦丁湖，查理曼便爱上了这个湖泊，在湖边徘徊，不忍离去。

调色盘，洗稿，融梗。这些词奇怪吗？也许你觉得奇怪，也可能同时觉得这种奇怪是很日常的感受。突然间，互联网开始背离最早的“互联”梦想，人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又重新生活在“盒子”般的社会70630576。盒子里的人热热闹闹，盒子外的人不明所以。这三个词，你觉得一头雾水，但对于网络文学圈的人来说，它们排列起来却只有一个意义，笔直通往一个针对作品和作者的指控——“抄袭”。2013年之后，文化产业链资本化运作的大发展，让大量曾经只在网文圈内拥有姓名的作品，经由各种改编进入大众文化市场。奇怪盒子里的世界其实已经进入了你的盒子。烈火烹油的另一面是抄袭指控的爆炸性增长。《花千骨》热播过程中，“原著小说被质疑抄袭多部网络小说”的消息广泛流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创造点击量纪录，旋即被指出从背景设定、人物到语言，全面抄袭作者大风刮过的《桃花债》，愤怒的读者呼吁全面抵制作者唐七公子所有的小说和改编剧；据全网合力调查，《锦绣未央》被认定抄袭作品200部以上，几乎没有完全原创的章节……这场反抄袭运动几乎囊括了所有热门IP，甚至开始向更早期的作品蔓延。2016年，金庸状告江南2001年出版的《此间的少年》侵权；2017年，匪我思存在微博发文，主张《甄嬛传》抄袭侵权，要求道歉和赔偿。

回到法律历史的脉络里，狂热读者所想象的严格法律和道德标准，其实也并非他们所以为的那么天经地义。用克尼佩尔的话说，这可能不过是现代法律体系越出自己的边界进入史学领域带来的错觉。

回到法律之外的社会生活，我们却不难发现，始终存在另一种不符合想象的文学生产现实：有一类写作者，如果严格按照制度的想象，他们只配被称为写手。不具备浪漫主义文学－法律观念所描述的那种天才，没有“作家”这个身份所包含的创造性、激情与天分，他们甚至没有资格变成凭借智力劳动、不依赖任何人而独立获得文学财产权的“作者”。这种倒向消费主义的写作者，就像麦考利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出版商麾下的写作工人，与装订工无异，为从出版商那里获得报酬而写作，没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只是满足读者短暂欲望的幻想制造机。

关于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土著历史学家Weid做出过极为详细而精彩的总结，以《网络文学十年事》和《一部标签的丰富史，一则原创小说类型谈》两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不但引起了网络文学圈内的共鸣和热烈讨论，更成为后续所有网络文学研究者无法绕过的重要资料。即使具备研究者和爱好者双重身份，我也绝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和能力重新完成类似“通史”的搜集和写作。因此，本章的工作将以Weid和其他评论者的历史性写作为基础，综合媒体报道、圈内观察、重要人物自述和其他相关文本材料，把这段“历史”放进我的问题脉络，探究它与其他时空的可能关系，并通过材料的重组和叙述来进一步挖掘它所可能开放出的关于现在的理解。相比起“让过去像它们当初曾经发生的那种重现……彻底展现它们的方式只能是重新经历它们（reliving them）”（米德，2003：27），考虑到网络文学至少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参照体系里，以下我将在“网络文学如何在期待和谈论中发展”、“网络文学出现在哪条文学脉络里”，以及“网络文学如何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发展”三条线索里，争取更真切地“经历”它诞生的过程。

相当多的文学研究者认为，网络文学的逆袭意味着一种平民文学对于精英话语霸权的冲击，曾繁亭的以下论述相当具有代表性：对于等级森严甚至过于陈腐的正统文学体制，是网络造就了一个新生代冲击和展示的平台，使得底层的草根“屁民”有了消解话语权力独大的可能。网络文学的大众文学形态，让我们再度看到了遥远的昔日民间文学的那种有些轻浮的喧嚣和繁华；这种情形自从印刷媒介占据主导地位以来，就日渐衰落、凋零……今日之“数字化”网络终于打破了印刷媒介的垄断，让被湮没了太久太久的民间声音可以借此重新奏响。（2011：70）

想象，是思想的构建力量，一种从各组成部分中构建整体的力量。（Frye，1976：36）如果所有的海洋汇成一体，那将会是多么大的海洋！——《鹅妈妈》作者（写手）在互联网的协助下，主动或被动进入创作的流水棋局，读者亦随时在场，以大量的时间或货币将自己的兴趣注入小说的创作过程。在这个新的文学世界里，原创性绝不是判断作品的最高标准，甚至，过于原创反而会极大影响读者的投入动力与效率：“男主太复杂了，不知道是哪个型，好难安利。”如果作者偶尔表现出对命运的过多思考并与自我缠斗过久，甚至会被读者讥之为“矫情”。2010年，通俗小说家麦家在有关网络文学意义的会议上说：如果给我权利，我就消灭网络。我认为，现在的大部分网络文学99%都是垃圾，而1%的精华如大海捞针，也就自然会消失掉了。如果就单独文本而言，麦家也许尖刻，却并未远离事实基本面。然而，网络文学的读者仍然会认为他是错的。类似于错误对焦，他对文学的想象让他无法看到网络文学的意义恰恰并不是催生高质量的单文本，而是在海量生产与阅读互相促进基础上类型的加速进化，以及在进化过程中所容纳的各种“思想实验”。本章，我们将从文学视野走向社会维度，仔细检视这种新生产机制究竟能够生产出怎样不同的内容。

法律真的完全失去了它的对象吗？文学生产与技术结合，突破18～19世纪所形成的“作者-作品中心”文学观的设定，生产指向的文学世界和法律想象的文学世界终于在实践层面分道扬镳。分析到这里，我面临一个极为强有力的蛊惑：以网络文学生产为“社会”，以著作权法律体系为“法律”，开展以“社会”反思“法律”合法性的思考，通往重构著作权法基本价值和基础假设的理论诉求。可惜，这种来自理论的蛊惑或许并无坚实根基。网络文学的“商业化”不是幻象。“商业化”中蕴含的类型创造力和变革动力已经在前文中得到描述，但它还真实地存在B面，这一面在2000年左右免费个人空间服务消失之后，便已初露端倪，至盛大以资本方身份全面入主起点中文网，已完全浮出水面：网络文学网站是一个现实资本商业体系中的生存者/竞争者，除了是促进生产的平台之外，它是需要且追求营利的“公司”。网络文学网站作为“代码”与“公司”的双重身份，使得技术与法律所想象的不同文学形象与生产方式都投射在网络文学生产的实际过程中。网络文学的生产并不是法律不入之本土“社会”，它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实践场，两种想象各凭力量，在其中并存并努力谋求自身的普遍化。进入关于互动和争夺过程的讨论之前，本章将分别检视这两种不同的想象及其通往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尽管作为商业分工系统和合作生产系统的网络文学对应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目标，乃至人与人的联合方式，甚至可能通往不同的“社会”构造，然而，回到现实的网络文学生产实践，这两条道路却并非随时存在冲突和张力。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网站作为商业实体和内容平台的双重性质，使得这两种可能性在文学网站的层面上交织缠绕，分别构成生产基地的生存命脉和运营基础。一方面，网络空间日益失去“免费”性的世界，如果不是2003～2004年各大网站为了自身存续而发起的商业化努力，网络文学不可能获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巨大规模，更不可能拥有积聚海量写作者、阅读者从而实现加速进化的能力；另一方面，榕树下等文学出版网站的逐渐衰微也说明，如果放弃对类型化阅读需求的关注，放弃作为类型创作平台的定位，仅仅利用网络来挖掘新作者资源，投入传统出版市场，那么，即使抱持着同样热切的商业化愿望，也极有可能面临内容的日渐枯竭，从而丧失继续发展的基础。

18世纪，现代文学观和资本主义携手而来。贸易与商业的发展让写作者第一次摆脱对赞助人的人身依附，匿名的读者通过阅读与消费供养人类历史上最初的职业作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新兴的市场和读者写作，另一部分人坚持自己外在于市场的精神追求。但无论如何，写作者无法自己找到足够的读者，他们必须被裹挟进入近代意义上的出版产业。书商渐渐占据产业的核心，为维系作品与资本的紧密结合，推动了文学财产权的诞生。进入交易系统的文学需要唯一的所有权人，文本因此被斩断与世界的联系，归属于所有权人天才的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