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述了作者与苗族同胞的相遇以及两次田野调查的经历。本文试图以空间关系作为考察的一个视角，将族群、人生、阈限、 适应、认同、文化碰撞、民族经济、空间生产等纳入，从空间角度重新思考人类学的那些传统研究主题，从一连串交错而连锁的主题来理解和解释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过程。

本文介绍了流出地的社区背景，自然、族源及人文环境。凯棠是位于黔东南苗岭深处的11个苗族村落的统称。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资源缺乏，害性天气较多。当地苗族将山地辟为梯田，采用传统的农耕技术，靠人力和畜力耕作，仍要靠天吃饭。从族源可知，这是一个由苗汉融合而成的群体，有明显的宗族和地域重叠的倾向。11个村内部通婚，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交往圈和文化圈。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当地苗族有着浓厚的民族传统和较强的族群性。农业生产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这是当地人在遭遇灾荒的时候外出流动乞讨的客观原因。

本文介绍通过访谈资料追溯了流动发生的原因，外出做小生意的扩散过程以及现状。灾荒是迫使农民离开土地的最大生存压力。20世纪70年代的灾荒使凯棠人成了外出讨饭的“流民”。一个偶然改写了历史，在讨饭途中，她们找到了挣钱的生意，乡土社会血缘亲缘的社会特点使得生意广为传播，大部分家庭都卷入了这种小商品生意。在当地，农业成了一个配角，外出生意已经成为当地人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从外出讨饭到外出经商，从“为了求生”到“为了后代生活得更好”，凯棠人开始了从传统意义上的“流民”向现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的转化。

本文作者运用人类学仪式研究的“阈限”这一视角来描述苗族流动人口的行为及过程。离开家乡的漂泊生活使她们成为脱离“结构”的人，一群处在模糊时空中的人。人类学的仪式分析，尤其是阈限三阶段的模式经常被用来进行宗教、旅游、民俗节庆等的阐释。仪式一般具有三段式的过程和正反二分的特点：“分离—阈限—回归”、“结构—反结构—结构”、“世俗—神圣—世俗”。学者常常将仪式性时空如旅游节日等“反结构” 状态视为对日常、世俗、循规蹈矩、沉闷的“结构”状态的一种“反拨”，因而具有创造性的积极意义。人们确实可以期待外出旅游能起到这种功能———通常来说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但实际的情形是复杂得多的。 从流动的角度看，“阈限”时空并不总是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它也可能带来“反结构”状态下的规则失范与行为分裂。

本文介绍凯棠苗家人口流动“女性化”的原因，是女子拥有外在的民族标志：民族服装，它显示出的少数民族身份带来很好的市场利润和行商的便利。亦即在最初介入市场的时候，她们就找到了一条将民族文化向资本化转化的社会 “炼金术”。在随后的生意进程中，苗家女子所掌握的民族手工艺使她们能随市场的需要而进一步发掘民族文化的某些潜力，她们从小劳作所培养出的勤苦耐劳的品性使她们更能适应都市底层的艰苦生活，从而最大可能地积累资金输送回家乡。这些都是这个地区流出人口格局中，至今女性占据主要位置的原因。

本文中，作者记录下凯棠人的外出经济活动的过程、方式、特点及衰落的历史命运。

本文中，作者从城市空间角度入手，描述和分析苗家人在城市社会的空间分布、生活状态，并探讨了城市的空间生产的问题及其带给外来流动人口的江河日下的命运。

本文介绍在外部世界，苗家人，尤其是第一代外出者，有比较清晰的族群边界。她们不仅与其他群体有较大的文化差异，而且有较大的社会心理距离。在都市，她们形成了一个自己人的圈子，共同生活，以“亲缘集体”作为适应都市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心理的支撑。

本文介绍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经济能力的低下，一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结构网中的位置比较低，社会资源、交往范围非常有限。尤其是那些形成小聚居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交往圈子很封闭，限于小聚落内以及同乡之间。苗族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尽管她们能够涉足城市的场域极其有限，也极力保持最低限度的人际卷入，仍不免有文化碰撞、摩擦甚至冲突。尤其是在一些“强势”的都市人面前，注定是弱者———虽然可能这些都市人自己也属于都市里的底层和“弱势”。

本文介绍对于离家在外的苗族女子来说，对家乡、民族的先在性的、根基性的认同，对家和家乡的母性般的归属，是她们不可更改的终极身份；另一方面，都市经历使她们认识了外面的世界，她们也不再认同家乡的落后、贫穷，不再认同那种过去的传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