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人大代表建议每人都征慈善税”这条网络消息说起，进而讨论慈善姓“民”还是“官”的问题，最后认为“以权谋捐”行为应该依法禁止。

2011年一系列慈善风波、事件，让一批著名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面临严峻挑战，进入了改革转型“阵痛期”。分析全国慈善捐款流向、公募基金会捐款收支情况以及9大公募基金会的捐赠结构，表明公募基金会在与民间NGO合作、提供资源方面依然没有显著突破；公众支持度则与公募基金会和民间NGO的合作存在正相关性。 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公募基金会改革转型面临的困境，解释政府背景、政府支持，政府、企业捐赠和公募基金会利益“铁三角”，支持民间NGO的风险因素等令公募基金会改革转型难以摆脱传统体制带来好处的路径依赖。 一批公募基金会正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应对挑战，努力探索改革转型创新之路；而数量尚少、但极富竞争力的民间背景公募基金会已经崭露头角。他们代表着中国慈善体制改革的方向。

2010年9月，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中国举行被媒体称之为“巴比慈善晚宴”的冷餐会，其引发的媒体关注，是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最密集的一次。争论的焦点包括，中国富人学美国富人捐财产的时机是否成熟？他们应该先做慈善家还是先做企业家？陈光标承诺死后裸捐财产的“慈善秀”产生了什么效果？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对于富人慈善的发展还有哪些改善空间？“巴比慈善晚宴”让中国慈善界，尤其是富人接受了一次关于慈善理性的强刺激。中国富人已经开始理性思考和实践合乎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现代慈善模式，包括把家族基金会作为私人财富的最好归宿。

养老产业发展是严重滞后的。政府对养老事业公共财政的投入多多益善，但财政的投入主要应用于支持养老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而不是自建公立养老院。中国养老产业已经形成养老金融业、养老用品业、养老服务业和养老房地产业四大板块相互融合的态势。其中养老金融业是核心板块——从30岁到59岁约6亿人均为潜在老龄金融服务对象，这意味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养老信托、保险、以房养老等养老金融是金融蓝海，有待开发。

社会信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商品”，未来，信用社会的构建将不是靠律法强制和人的“道德”“觉悟”提高，而是靠技术来实现。公益公信力不高是社会痛点，如何让公益资金的流向保持自律互律，公开透明，不做假账，在公众监督中一目了然，是区块链应用的最佳场域，也是成本最低的技术开发测试场。理性公益的科技运用和专业化要求，导致公益的专业门槛越来越高，技术手段越来越强，也决定了公益组织不借助第三方服务将寸步难行。开放互联网募捐，并支持募捐平台适度向公益组织收取管理费，是通过市场竞争产生慈善募捐专属平台的前提。互联网公益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募捐平台同样需要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平台的选择权要掌握在公益组织和公众手中。政府的责任是加强对平台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