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西部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该地区职业结构的变迁史，也是该地区社会建设的重要体现。30余年来，西部地区职业结构经历了“类别结构”和“等级结构”的双重变迁，形成了“速度慢”“变动小”“程度浅”的变化过程和“阶层化”“等级化”“一致性”的变动格局，并呈现“差距化”“非常规化”和“逆向现代化”的本土化特征；从职业结构形态上看，正逐步实现从“倒丁字型”向“类葫芦型”的演变，但整体上尚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定阶段，表现为“中部变大仍较小、底部变小仍很大”。由此指出，受“欠发达”“欠开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西部地区职业结构要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彻底转变，还需经历一个曲折、漫长、艰难的发展历程。

本报告以笔者自行构建的“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为度量工具与手段，以问卷抽样调查为实证支撑，通过客观考察贵州农民工市民化的实际水平，研判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并由此探索可行性的发展路径与对策思路。问卷数据指标度量显示，2016年贵州农民工无论是客观“市民化”程度（51.01分）还是主观“市民化”程度（58.47分），均未达到从“嵌入”向“融入”阶段的转化阈值（60分），有待进一步提升。

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不仅成为衡量人们共享改革成果的评价标准，更成为检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本报告以笔者构建的“‘获得感’指标体系”为度量工具，以“专题问卷调查数据”为实证支撑，以“客观与主观维度相结合”为分析方法，通过精准脱贫人口“获得感”的调查分析，研判当前精准脱贫人口“获得感”的真实情况。研究表明，2019年被调查的精准脱贫人口的客观“获得感”指数得分为70.46分和主观“获得感”为72.68分，两者均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并整体上呈现客观测量与主观评价之间的一致性与统一性特征。从长远看，如何切实消除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提升中的“短板效应”“机制障碍”“代际差异”等多重困境，是精准脱贫人口“获得感”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所在，也是后扶贫时代的努力方向。

本报告客观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收入结构变迁的过程与特征、区域与差异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从时间维度看，30余年来贵州收入结构经历了城乡家庭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阶层收入差距日趋明显的变动过程；从空间维度看，贵州收入结构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整体收入水平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变迁特征上看，贵州收入结构呈现非同步性、非均衡性、梯度性等多元化特征；从发展趋势看，在多种政策因素叠加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贵州居民收入结构将呈总体趋于优化、区域分化加剧、迟发效应凸显等变动趋势。

40余年来，贵州农民工家庭的变迁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反映贵州社会结构变迁的“侧影”，二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农民工家庭的巨大变迁过程，直接或间接地驱动着贵州人口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结构的改善与优化，并在整体上实现贵州社会结构从“传统型”逐步向“现代型”演进的进程。从未来发展看，如何继续将“农民工家庭”提升到一个新的关注高度，并促使其摆脱流动之困，是重要且必要的，事关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

报告客观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的过程及特征、区域和差异。从时间上看，30余年来贵州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历了由“贫困”到“温饱”、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型过程；从空间上看，贵州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其整体消费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消费结构体系，贵州尚需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如何让广大企业拥有高效、便捷、优质的营商环境，不仅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也成为检视其经济发展活力、动力、效能的重要指标。本文以“百企问卷调查数据”为实证支撑，通过对贵州营商环境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旨在研判营商环境发展的真实形态及水平。从发展形态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与努力下，通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贵州营商环境整体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呈现“七头并进”的良好态势，其“总便利度”分数达72.82%，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居于第58位；从企业评价上看，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当前企业对贵州营商环境的“总体满意度”评价指数为4.20分（均值），介于“很满意”与“较满意”之间。从长远看，如何消弭营商环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政府诚信”“政商关系”“履职效能”“资金壁垒”“阳光执法”等矛盾，切实采取“软硬兼施，八强八力”的政策举措，积极构建“三维一体”的营商环境体系，致力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高质量营商环境，是贵州未来发展的努力方向与关键所在。

本报告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儿童学习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为实证支撑，借助社会学理论及思维方法，客观考察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移民儿童在新环境中的教育形态及代际特征。研究表明，被调查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儿童教育在代际支持上呈现出物质资本的低水平、文化资本的低层次，并面临着家庭代际支持的滞后性、学校教育支持的欠佳性、个体内生发展的被动性等社会化困境。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现代治理，全面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家庭的代际发展能力与市民化水平，是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