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介绍了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民族工作中的新探索，概述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述评、基本概念、研究设计与研究创新等。本文基于结构性差异的“异质性”视角，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化及权益保障问题，并以少数民族主观诉求与权益赋重为施策重点，提出建立反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观需求与市民化进程的政策保障体系。

本文主要从宏观历史过程论述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从而为理解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内涵与新特征奠定基础。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分析新时代以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绩与问题，为下一步城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历年数据，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流动特征，进而为理解少数民族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权益保障提供参照，体现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对于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的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论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调查实施的过程与方法，包括调查地点的选择、调查方式、调查抽样、实施步骤等。基于问卷调查的1055个有效样本，描述性分析样本的个体信息（性别、民族、年龄、户口、代次、来源地）、社会特征（婚姻、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人口）与流动特征（此次打工持续时间、累计打工时间、打工流动范围、外出打工原因）。

本文基于社会调查数据，论述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与就业状况。在自由流动权和平等就业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与水平主要取决于个体的生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此，一方面，本文从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和外出务工的范围、时间）与社会资本（找工作的途径）两个维度出发，以性别、代际、户口、受教育程度等结构性差异为分析视角，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生计资本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描述性分析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原因、获得工作的渠道、就业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从事职业分布的行业与领域，并与全国统计数据相比较，详细说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与就业水平。

本文主要从工时与工资、合同签订、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几个重要方面，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劳动权益保障的基本情况。在分析过程中，不仅考察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全国流动人口（或者农民工）群体的差异，同时还从户口身份、代次、流动区域、就业身份等结构性差异出发，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劳动权益保障的内部差异性。

新型城镇化以推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为核心内容，本文主要从住房与消费、子女教育、社会与政治参与权、户籍与身份认同等几个重要维度，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权益与城市认同的情况，体现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将拥有市民权的程度看作自身在城市中的美好生活期盼与需求实现映照。

本文在反思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与“散居民族‘整全式’保障视角”的基础上，指出权益保障需要建立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需求优先次序的基础上。通过定量的分析方法，比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的重要性内容和迫切性内容。通过建立回归模型，从因果机制上深入探究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重要性和迫切性权益选择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定量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劳动、就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描述性分析他们的维权方式与途径。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经济社会转型中城市民族事务政府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指出了城市政府社会治理模式未来完善与提升的路径与方向。在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之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核心在于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面对“两化叠加”的双重压力，民族工作部门化的体制瓶颈，以及治理实践中不断强化的纵向秩序整合机制，城市政府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管理—服务型政府”，积极推进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与横向秩序协调机制的有效衔接。

从“治理—过程”的研究视角出发，本本考察了三个典型城市（西宁、大连、义乌）在城市民族事务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实践与政策措施，从而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保障的政府实践提供经验参照。具体来看，西宁是多民族聚集城市的代表，以民族团结创建为社会治理的总抓手，党政机关高位推进与积极引导民众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纵向整合机制的有效运作。大连是民族散居城市的典型代表，城市化水平高，社区发育完善。政府发挥社区在民族工作中的优势，积极推进城市民族工作的社区化、专业化与标准化。义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输入的城市，属于一座移民型城市。义乌积极推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构建了“四位一体”的城市融入模式，横向秩序协调机制的建设较为完善。

本文依据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和个人访谈资料，从积极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角度，进一步明晰城市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的重点和难点，建立一个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体性相对接的权益保障体系，为地方社会治理实践的创新与完善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