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是一门实践和技术导向的应用社会科学，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价值和理论关怀。在现实中，理论的非直接操作化特点导致社会工作无理论、少理论、重实务成为一种主流声音。面对这种论述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不断地沿引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充实自己，同时模糊学科边界拼接和生产自己的理论；二是攻击理论的深奥、晦涩和悬浮性，并认为任何高深的理论在实实在在的服务面前都一文不值。事实上，二者都没有很好地回应社会工作的理论问题，前者的“借理论”似乎还是等于“无理论”，且其生产的带有社会工作标签的理论，如优势视角、赋权理论、人在情境中等也常被诟病为缺少系统性和科学性而非真正的理论。后者则自我阉割了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的空间。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社会工作的助人本质中去审视和阐述其理论问题。任何社会工作实务都不可能离开理论，实务的过程也是不断诠释情境中人的过程，情境和人是既定的，它需要社会工作者借助社会和心理科学处理人的想法、感觉、信念、语言、行为的主观经验和客观事实，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和关系的品质在社会工作中如此重要的原因。情境和人又都是流变的，它还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高度的敏感性、理解力、应变力和实践感，这是一种专业智慧和专业自我的积淀。由此不难理解，社会工作理论有其自身的特点，下文将进一步澄清并阐述这种特点，以期发展成为一种爱的实践艺术。

社会治理是当前中国政治和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从表达性而言，它是一个涵盖价值理念、理论知识、技术方法的系统性概念，其本质是回应和处理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即缓解社会矛盾、整合基础秩序、增进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参与、提升民众福祉等。随着社会治理内涵的不断充实和升华，这种执政理念如何依托具体的理论转化为可操作化的技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由理念到实践、从悬浮到落地的客观走向也体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论断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同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由此可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手段，探寻有效的社会治理技术，推动社会治理嵌入基层社会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而作为一门制度化的助人艺术与技术的社会工作在此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它是一个涵盖哲学基础、专业伦理、理论基础、专业方法、实务模式和技巧的科学体系，也是一种调适人与环境关系的柔性治理技术，已形成一种宏观上关注社会正义、中观上注重社区发展、微观层面重视家庭和谐和个体心理的服务架构体系。由此，探讨社会工作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反贫困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持续关注的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扶贫政策经历了“救济扶贫—改革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扶贫—综合扶贫—精准扶贫”等一系列的转变。伴随着国家政策焦点的迁移，贫困的评判标准也渐次提升，社会大众及贫困群体对贫困的理解也发生了较大差异。与此同时，贫困的责任主体经历了一个由内到外、从个体到社会的转变过程，贫困群体的自我认知相应经历了羞惭内疚、自我排斥、自我接纳及合理化等阶段，这或许便是“争当贫困户”或“求贫”心理产生的社会情境。从学理上进一步阐释，社会学家托马斯认为，个体行为的产生是对其所处情境定义的结果。换言之，社会系统经由心理系统不断形塑着个体的情感世界，而情感世界的聚集构筑着特定的社会氛围。一群社会成员在特定的氛围中持续互动、相互观察、反省、选择，而沉淀出共有的行为规范，其中包含了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态度、人格特征等。此范式被称为生活风格。借此，如果我们将群众“争当贫困户”现象理解为一种生活风格或亚文化，那么这种风格是社会情境与个体心理相互形塑的结果。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随着“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政策的推动与落实，我国有望终结绝对贫困这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难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3至2018年我国农村减贫人数分别为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1289万、1386万，每年减贫人数均保持在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8年末的1.7%，其中，10个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0%以下。

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与欧美社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发展不能一味照搬和复制专业社会工作，要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相关政策，回归“与民众同在、民众利益至上”的本质，走一条人民取向的社会工作之路。贫困分为客体性贫困和主体性贫困，前者造成的原因有资源的短缺或匮乏，后者主要指个体精神动力层面的贫困。我国精准扶贫不仅要关注客体性贫困，更要聚焦于主体性贫困的治理，以便有效地应对中国本土农村社会问题。让贫困群众意识到反贫困不仅是国家的事情，更是自己的事情，让贫困群众参与进反贫困事业中来，将针对主体性和客体性的方针有机结合，实现扶贫角度的转变。

扶贫是党和国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项伟大战略。过去30多年的规模性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走向共享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又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精准扶贫，开创了扶贫开发事业新局面。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审视和反思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便更好地推进和创新扶贫工作。纵观过去几十年的扶贫，许多地方较多强调了国家及其干部的主体责任，而忽略了贫困群众自身的责任与能动性，出现了所谓的“包办式”与“保姆式”扶贫。一方面是国家的主动给予导向过度治理，另一方面是群众的被动接受走向积极索取。这种主动与被动、给予与索取的模式很容易导致贫困群众将个人问题社会化和国家化，即似乎所有的贫困都是由社会转型和发展导致的，国家应该无限兜底，与贫困群众自身无关，只要以贫困的名义就可以搭上扶贫的便车。这种认知逻辑也弱化了贫困群众改变自我和掌控生存意志的动力，许多人坐等国家扶贫，争当贫困户，要钱要物无节制，满足不了要求就闹事，等等。这不仅损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也无限放大了国家的责任，同时无限缩小了个人的责任。因此，精准扶贫不能单向地强调国家的责任，还需要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而如何塑造和激发贫困群众的主体性则成为关键性议题，以“生命觉醒”“主体复归”“助人自助”和“社会参与”等为核心理念的赋权理论在此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由此，我们尝试使用赋权理论探讨贫困群众的主体性塑造问题，致力于将个体内在的生命治理与外在的社会治理相融合，合力推进和创新扶贫工作。

精准扶贫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实施的一项伟大战略。目前，我国一些地方还是对贫困群众的思想教育不到位，在调动脱贫积极性上做得不够，导致我国脱贫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大众对于贫困的治理与应对衍生出不同的视角与路向，如物质型贫困论，批判型贫困论，社会建构论。这三种视角和实践的三种逻辑各有其优势。本文通过认识这三种视角的优势，分析我国贫困群众形成的原因并明确贫困的主体和客体，试图讨论如何将“精准扶贫”落到实处，同时形成一种“国家—社会—民众”共同参与、权责清晰的多元社会治理新格局。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暴发，这种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事件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经济秩序、社会运行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对此，党和国家做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号召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主要集中于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其中，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在社区防控阵地中“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由此，社会工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再次凸显。在理论层面，相关学者已经指出，社会工作不仅在常态社会服务中优势明显，也能在突发公共事件时发挥所长，社会工作最为核心的专业优势在于它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念、科学艺术的工作方法和理性实务的服务风格。在实践层面，主要集中于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和灾害社会工作领域，前者在SARS疫情期间的中国香港地区和埃博拉病毒期间的非洲国家有过探索和尝试，主要是用流行病学方法来确定影响所有人群健康状况和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强调针对初级预防的干预措施，包括个人、群体、社区等多层次的实践；后者在灾后个体创伤抚慰、关系重建、社会秩序恢复等方面的功能日渐显现，并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山洪泥石流、芦山地震后的灾害救助中有了一些初步探索。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工作者又与下沉干部、医生、心理咨询师、教师、护理师、律师、警察、志愿者、义工、社区工作者等协作联动，在心理干预、资源链接、社区动员、社会支持、社会倡导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初步取得了良好成效。有鉴于此，本文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切入点，通过总结和提炼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与优势，探索社会工作在推进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打工妹不仅仅是字面意思，是一个兼具性别（女性）、年龄（青春）、身份（农民）、状态（流动）、职业（临时工作）等多重意涵的概念，一般指那些农村户籍、年轻、未婚、低学历、低收入、主要从事服务业和工厂手工业等行业的女性。打工妹大多经历劳动和能力双重贬值，因为身体和婚姻的不同内卷方向，呈现出各种婚恋模式，本文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和实地调研遴选若干典型案例，以窥探这个群体的婚恋生活图景。

近年来，“大学是所整容院”的新闻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与议题，人们经常感叹大学生群体在大学期间外貌的渐进式蜕变。这里所说的“整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实”的整容，主要指医学技术层面的，虽然涉及人数相对较少，却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二是“虚”的整容，主要指社会层面的，指个人在气质、着装修饰、仪表礼仪等方面带来的形象提升。总体而言，后者似乎只是一种日常生活现象，或者是一种社会从众心理与行为，难以放置于一个研究框架之下讨论；而前者早已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议题，其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概括而言，主要集中于几个话语体系的讨论。首先是“消费社会”领域的探讨，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里“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被打造成最美的消费品，人们给它套上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学的光环。71530775在这里“整容”被视作建构消费符号的工具和策略之一。其次是“身体社会学”领域的讨论，受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身体开始觉醒并成为“第二自我”，同时也成为他人关注的目标，由此，美体（形体、塑身、美容术等）得到格外的关注。这里“整容”被视为一种唤起身体意识，凸显个性和自我形象的途径。再次是“医学科学”领域的讨论，主要认为身体是一种由各部分器官组成的“有机体”，科学与技术可以对其进行重塑和再造。由此，身体不再是一个个生命体，而是一种生理上的“物”，在这里“整容”被视为一种科学改造身体的技术与手段。最后是“女性主义”领域的争辩，围绕女性整容主要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女性整容是男性中心观念的产物，是男权社会结构压迫下取悦和讨好男性的行为；另一种主张倾听女性的声音，关注女性整容背后的主体性，女性整容并不一味地代表着被压迫，也显示出整容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