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过渡时期扶贫资产管理与监督议题，介绍了扶贫资产管理与监督的背景、形势及重大意义，梳理了扶贫资产管理与监督的政策设计与政策逻辑。基于三个典型案例，本文呈现了不同地区在扶贫资产管理与监督方面的地方实践，并指出扶贫资产管理与监督仍然存在扶贫资产摸底与确权任务繁重、扶贫资产管护监督职责模糊、扶贫资产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和缺乏到户资产管理的政策引导等突出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了四条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中国建筑行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特征。首先，文章概述了市场社会学对于市场形成的多元视角，包括网络视角、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指出这些视角共同揭示了市场形成中的社会性基础。接着，引入关系运作视角，强调了在经济交易中，关系纽带的重要性及其对市场形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一个关系纽带—交易方式—市场结构的理论模型，旨在分析建筑行业劳动力市场中供需双方关系的形成与运作机制。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建筑工人与建筑行业在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变化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逐渐转向市场经济，这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筑行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与深度。文章首先概述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民工群体形成的作用，及其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后，详细介绍了建筑农民工的特点，包括他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迁移动机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此外，文章还回顾了建筑行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劳务分包制度实行后的转变，以及这一制度对建筑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的影响。

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嵌入-互惠型交易，一种在包工头和建筑农民工之间形成的独特交易形式。在这种交易模式下，雇主包工头和建筑农民工通过共享的“强关系”纽带嵌入到一个紧密的关系网络中，形成了基于信任、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的互动模式。文章首先概述了嵌入-互惠型交易的背景和形成机制，强调了在特定市场条件下，包工头依赖其个人关系网络招募工人，进而构建了一个内部劳动力市场。接着，详细分析了这种交易模型的核心特征，包括互惠、信任和去市场化等要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劳动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在这种交易模式下，建筑农民工面对欠薪问题时表现出的非典型抗争行为，揭示了“强关系”纽带如何抑制了集体行动的发生，而促使工人倾向于通过离开而非抗争来解决问题。

本文探讨了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嵌入-协商型交易，与之前的嵌入-互惠型交易形式形成对比。嵌入-协商型交易在环形关系网络结构中形成，这种网络结构基于技术工人的老乡关系和相近的技能水平，促进了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的协商和合作。不同于互惠型交易中的单向义务，嵌入-协商型交易允许双方就工资、工作条件等进行一定程度的讨价还价，展现出一种“准”协商的特征。文章详细阐述了这种交易的形成机制、维系因素和社会影响，特别是在技能需求高、依赖包工头个人关系圈招募工人的情形。

本文探讨了中国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中臂距-协商型交易的特征及其形成背景。不同于嵌入-互惠型交易和嵌入-协商型交易，臂距-协商型交易发生于包工头和建筑农民工之间，当二者不共享任何紧密联系的小群体网络时，必须通过第三方中介关系建立交易匹配。在这种交易背景下，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需经历协商过程以达成交易，形成了所谓的见习劳动力市场。文中进一步分析了臂距-协商型交易下的劳动过程特征和工人在面临欠薪问题时的政治主体性表现，特别是建筑农民工的集体抗争行为。

本文通过构建关系纽带-交易方式-市场结构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中国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非正式关系的类型、交易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匹配形成不同的交易类型，进而塑造市场结构和劳动过程。研究指出，中国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主要呈现出三种交易类型：嵌入-互惠型交易、嵌入-协商型交易和臂距-协商型交易，每种交易类型都有其独特的市场条件、关系基础和交易互动特征。此外，研究还探讨了不同交易类型对劳动过程中包工头和建筑农民工互动方式的影响，以及这些互动方式如何影响建筑农民工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