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变迁图景最生动的一隅，同时也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成为牵引社会转型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突破口。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社会正在由相对封闭转向日益开放，使得当下社区研究所要处理的空间性与社会性关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社区”与“社会”的区别不再是滕尼斯进化论意义上的一种社会存在，而是逐步演化成了一种具有社会性、空间性、文化性、情感性等多重特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体。毫无疑问，当前不断增加的社会流动和新的利益关联对传统社区研究构成了新的挑战，也给现阶段转型中国的社区研究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基于此，本文从总体性的“社区”概念及其内涵、社区研究传统的基本理论脉络、社区研究的实践路径与主要领域、社区为本的中国公益实践及经验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2019年岁暮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近二十年来影响中国，甚至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深刻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不仅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时代的一次整体性大挑战，也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媒体通报会上强调，必须采取上下一致的方法来化解这场波及各行各业的公共卫生危机。其中，“社区”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层次和分守要津的防控壁垒，在抗击疫情中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社区抗疫经验的材料搜集和分析，进一步探索“社区为本”的疫情治理模式。本研究的论述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理论的角度阐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社区转向；第二部分在全球比较视野中回顾其他国家社区疫情治理模式，并系统总结现阶段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的主要举措与主要特点；第三部分反思性地评价中国社区疫情治理的突出成效及其未来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进一步围绕“社区为本”的中国疫情治理提出主要思路与具体措施。

乡村实现新内生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化中循序渐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发展风险与机遇并存，这对中国乡村内生发展提出了时代要求。只有提高乡村自身的内生发展能力，才能在有效应对各种新形态发展风险的同时，抓住其中伴随而来的发展机遇，推进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但是中国乡村新内生发展道路的探索也面临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多重困境，并且受到中国乡村内部发展的异质性影响，中国乡村的内生发展困境在具有共性特征的同时，也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循此而言，如果对中国乡村新内生发展道路的探索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则极易陷入“形而上”的本质主义陷阱，因此，本研究选取云南省红河县作为案例地点，深入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情境之中开展系统性的实地研究，探索乡村新内生发展道路。需要澄清的是，本研究并不奢求提供一整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但希望能够基于红河县的乡村发展实践，提炼出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实践经验，建构本土理论，以此为其他更多乡村的新内生发展行动提供实践参照与理论借鉴。本文作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理论基础与逻辑架构以及红河县乡村调研概况。

进入新时期以来，红河县社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不仅在2020年取得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顺利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而且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本文将简要介绍红河县的发展历史及行政架构、产业结构及社会经济发展概况、脱贫攻坚的经验和成就及其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等三方面的内容。

在新内生发展主题的倡议和实践中，社区文化内生发展的目标是转换并升级当地文化资源、利用这些资源重建社区文化特殊性（可识别性）。这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复兴运动，即通过对当地文化的重新评价，提供一个比现代化和自上而下的发展价值观、发展规模和文化动态更具包容性的环境。红河县文化的新内生发展不是独立或孤立的进程，而是与经济社会相互融入、相互渗透的交叉领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这种诠释路径正好与社区居民生活混融交错的本质特征相弥合。文化的内生发展进一步推动红河县的建立与发展。文化在红河县建设中发挥着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文化本身便构成了红河县建设中的重要资源，文化产业成为红河县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式，也是红河县“特色”建设的关键环节。红河县聚焦“特色”、大力发展文创产业，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能够反哺社区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文化在红河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性功能，不仅能够为红河县建设提供方向指引，同样也是个体获得身份认同、归属感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实现群体联结的重要纽带和社区共同体建构的前提条件。

主体是实现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基础依托，只有当主体足够成熟、内部具有强劲活力、拥有自主实践能力时，其才能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不自觉地整合资源、文化、行动以及结构等多重关系要素，推动乡村从不断“失血”转向赋能增效。因此，主体赋能工作对于社区整体的可持续性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新内生发展模式将“能力本位”与“社区为本”相结合，强调社区化的赋能策略，其中具体包括村民个体、群体组织、家庭单元以及社区整体四个主体层面，四个层面是相互统一的，诸如个体层面的自主性培育为家庭发展能力提升、乡村组织化建设以及社区情感共同体打造奠定坚实基础，家庭、组织以及社区层面赋能工作的开展又为个体赋能提供动力支撑。本章将从个体、群体、家庭以及社区四个维度对新内生发展实践中如何进行主体赋能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调研所得进一步总结红河县从主体层面推进新内生发展实践的具体做法与相关经验，以期能够为其他地区开展主体赋能工作提供实践借鉴与理论参照。

发展的过程就是利用资源的过程。资源利用的程度，成为新内生发展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提道：结构是转换的规则和资源，资源影响规则的测试和确认，规则左右着资源的使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一是集体行动，以唤醒沉睡的生态资源，实现整体生态空间打造与生态资源要素化；二是共同治理，形成多元主体参与且发挥互补性作用的中国特色治理规则，以多要素集聚、多业态拓展实现生态要素产品化；三是利益共享，多种利益联结模式调节利益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受此启发，我们认为：从资源层面来看，资源的评估、整合、再生和共生这四个维度缺一不可，也是乡村发展阶段性过程的体现。本文将从上述四个维度对新内生发展模式中的资源问题加以归纳，在此基础上总结红河县如何实现资源的本土利用和跨地域流动。

“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始终是理解乡村振兴以及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中轴，也直接影响乡村发展的实践效果。从理论层面而言，新内生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整合性的区域发展模式，同样也内在地蕴含着对“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回答，“上下联动、内外共生”提供了一种“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模式或者说联结方式。但其问题在于，一方面，新内生发展模式作为西方舶来品，在对中国发展实践具有适用性的同时也亟须修正；另一方面，新内生发展的行动思路本身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实践性，其具体的实践意涵需要进一步扩充。同时，乡村振兴和新内生发展理论都特别强调地方社区在其中的核心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社会”力量拉回到了“国家-市场”的关系视域之中，“社区”为“国家-市场”关系的协同合作提供了具体的载体，同时也将“社会”的力量纳入其中。因此，本文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在对红河县乡村振兴实践的行动逻辑展开剖析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和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实践观照，捋顺“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和合作模式，真正弄清楚乡村振兴的内在基础，推进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实践。

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其中，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更在其中发挥着促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作用，渐趋多样且日渐复杂的基层样态已然超越了简单线性的行政主导管理模式的效用范围。因此，尽管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已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色，但是随着社会治理样态的愈加复杂化、动态化以及治理问题的愈加多样化、叠加化，不仅如今的顶层治理框架需要更新，实践策略需要调整，同时也对多方主体、要素之间的协同联动提出了新的更高水平的要求。鉴于此，建构一种以“高韧性”“强韧性”为基础的治理体系自然也就成为应对现实困境的有效路径，以使社会治理机制在面对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社会问题的冲击时仍然能够快速应对，同时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至正常状态。其中，“韧性”从拉丁语来看意为“回弹”（bouncing back）或反弹，随着词义的演化，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或是被理解为“社会系统吸收干扰并迅速恢复至原有功能的弹性”，又或是“根据现实的动态变化对主流发展叙事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再或是“在现有发展水平基础上向更高层次做出的跃升”。概括来看，各种不同的思路共同指向系统遭遇阻滞后所面临的多重复原能力，在面对外界“未预期”的因素扰动时，能够通过即时、主动、灵活的应对策略，维持自身的良性运转。正如洪科斯所言：社会结构是否能够在高度未知的环境下创设形成以韧性为中心的社会模式将成为是否能成功开启“新纪元”的关键要义。本文则主要基于云南省红河县的实地做法，系统总结其构建韧性治理体系的主要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近年来，红河县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以“一切围绕农民增收、一切为了农民增收”为鲜明工作导向，不断夯实脱贫人口增收基础，有力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在统一部署下，红河县开展乡村振兴的新内生实践，乡村振兴效果明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本文将在深入剖析红河县乡村内生发展所面临的多重张力基础上，梳理其乡村振兴的新内生实践经验，归纳其乡村振兴的内在特点，并对中国特色的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进行初步的探索和构建。同时针对当前我国乡村振兴过程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和讨论，以期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其他区域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