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研究的总体导论。其从经济转型视角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既有对当代中国农业转型方向和特征的把握，又结合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提炼了农业工业化发展阶段模型；既观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型特征，又借鉴了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农业现代化经验；最后还探讨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和乡村振兴前景以及面临的深层次外部约束。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农业转型的特征十分明显：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大幅下降；农业投入结构和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的经营制度和相关制度安排也发生急速变化。这一结构化的系统性转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发展阶段、基本动力和发展路径等的探讨。不过，关于农业转型本身的观点分歧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争论。目前，关于当代中国农业转型主要有“四大争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争论主要是农业规模经营之争、农业资本深化之争、农业技术选择之争和农地制度变迁之争。“四大争论”事关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全局，对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明确中国农业转型的方向，能够合理回答怎样建设农业强国，进而回答通过何种路径推动乡村发展，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的问题。为此，本文将致力于梳理这“四大争论”的主要观点并加以分析，从而探究中国农业转型方向。

当代中国农业转型被学者以不同方式表述着，但总体说来，学者们基本不会否认农业正在从延续千年的通过反复投入劳动力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传统生产模式向增加资本投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生产模式转型这一“特征事实”。结合诺斯等人的逻辑，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特征事实”可以更一般地表述为：非农部门通过与农业部门竞争劳动力，向农业生产提供机械、化学品等“新型”生产要素，以及后期反哺式地提供廉价的资本，改变了农业要素的相对价格，并引致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要素结构变化及制度演化，诱发了当代中国农业在生产方式、土地经营规模、产权制度等方面全方位的转型。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丁兴旺对家族而言，是权力扩张的表征；对政权而言，则意味着有更多的农夫、士兵和徭役。不过，当大一统王朝建立后，不断增长的人口却又会带来许多现实问题：由于土地这个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供给呈刚性，当人口暴涨而可耕地无法进一步扩大时，就会出现将新增劳动力反复投入有限土地的状况，此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将迅速下降甚至趋近于零，这就是本章所要论述的农业劳动力“内卷化”。

农地制度是事关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制度。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带来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改变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比例和投入方式。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农地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旧的农地制度如果不转型去适应这一变化，则可能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当前中国面临的农村“空心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副业化、农地撂荒抛荒等一系列问题，与现有的农地制度转型滞后有很大关系，推动农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生产能力落后，城镇化水平低下。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使中国面临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成果，实现工业化，中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走了一条从农业汲取剩余并将大量节约出来的资本用于工业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并形成了后来约束中国全面发展的“三农”问题。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一发展战略并未实质性地改变。直到进入21世纪，为了解决前期发展对农业农村造成的问题，中国先后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大量部门资本和工商资本下乡，农业资本从资本稀缺向资本深化转化。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认为，经济体要实现工业化高级阶段的经济增长，就需要从以高储蓄、高投资为特征的马克思增长类型向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库兹涅茨增长类型转变。基于这一思想，本书首先测算了1999~2016年中国31省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报酬率变动，观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农业增长是否出现符合马克思增长类型的基本特征。随后，本文使用了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特点及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判断各区域是否出现向库兹涅茨增长类型转型的趋势。

国家层面的农业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宏观图景。这一图景本身是由全国近3000个县市区农业转型的拼图构成的。对农业转型的宏观图景研究可以阐释农业转型的一般性，而对构成这一图景的中观“拼图”的探讨，则不仅可以论证寓于特殊性中的一般性，还可以提炼出更具有操作性的经验启示。因此，本文以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郊的X县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对当地农业转型进行研究。

马克思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与中国资源禀赋相似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为分析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变化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事实和实证数据，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借鉴经验、获得启示，进而为预测中国农业转型趋势提供支撑。

从理论上来看，当前中国农业转型朝着规模化、资本化、机械化和市场化前进，总体上遵循农业要素禀赋从劳动要素丰裕向资本要素丰裕、最终向技术要素丰裕升级的理论逻辑。从实践上来看，当前中国农业转型已然呈现农业劳动力“空心化”、农业土地制度“权利束”日趋完整、农业资本深化和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向库兹涅茨增长类型转变的基本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可以预见，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未来中国农业转型还将在上述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继续按照理论逻辑发展下去。那么，这一发展结果将使中国农业转型呈现怎样的趋势呢？经济体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变化。以各经济体相对美国人均收入标准界定的经济体发展阶段和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为衡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内在尺度，而东亚三个经济体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事实又为展望未来中国农业转型趋势乃至乡村振兴图景提供了借鉴。鉴于此，本文将沿着对当前中国农业“四化”转型的判断，在提出的中国农业转型一般性分析框架内，基于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推导2020～2050年中国农业的转型趋势，并对乡村振兴图景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