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更加强劲。人工智能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因素，也是支撑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稳经济大盘背景下，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助力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在此过程中，为人工智能发展把锚定向的人工智能治理，又将构建怎样的体系，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一项必须关注的前沿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以人工智能治理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范围内，各主要国家或代表性地区先后发布了人工智能相关战略、规划或重大计划，以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取得竞争优势。人工智能应用不仅极大提高了交通、医疗、金融、教育、制造和农业等传统经济社会部门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法治社会、政府管理、公共安全、危机应对等方面的现代化治理水平。与之相伴的是，全球范围内，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风险、隐私侵犯、就业替代和技术安全等方面的争议不绝于耳；世界诸国或地区渐有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竞赛”向“人工智能技术规制竞赛”转变之势。构建符合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人工智能治理具有清晰的生成逻辑，它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驱动层”推动治理的“环境变革层”，在不同“认知适配层”的规范下而形成不同“治理范式层”的过程，其认知图谱主要表现为技术逻辑、制度逻辑、文化逻辑和资本逻辑，不同逻辑下人工智能治理的议题理解、价值导向、主体关系、路径依赖和工具选择具有差异性，亦各自具有不可回避的理论困境。人工智能的复杂性决定其治理需建构包容性框架以实现内生性逻辑与建构性逻辑、一般性逻辑与情境性逻辑的统一，为此，研究构建了基于“共性价值—结构要素—行业场景—微观操作”的人工智能治理综合分层框架，详细阐释了各框架的价值导向、功能定位、治理原则、关注对象、主体间关系结构和工具选择，并揭示了该框架从宏观到微观的维度衍变，从抽象到具体的内容衔接，该框架启示人工智能治理需体现多元认知逻辑的融合，嵌入多样治理范式的协同，实现多维目标系统的平衡。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形塑未来世界，在助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其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当前，世界主要力量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议题，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各自的治理原则、模型和框架，但也存在全球代表性不足、碎片化构建与解读、技术逻辑与权力目的相冲突等问题。本文在可持续发展视域下，关注人工智能自身及衍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人工智能系统三层架构及可持续发展5P维度中建构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发展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治理目标、治理客体、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等，探索性地提出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范式。本范式有助于夯实更广泛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基础，促进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保障更健康的人工智能发展。

欧盟发布的《人工智能法案》基于风险预防的理念为人工智能制定了一套覆盖全过程的风险规制体系，其提出的风险分类思路、产品规制路径、负责任创新和实验主义治理理念等对我国人工智能的立法规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立法必要性、立法体例、立法内容和立法的价值取向是讨论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的四个重要面向。研究认为，我国人工智能立法是大势所趋，在立法体例上可以采取综合性立法方式，单独制定一部人工智能法；在立法内容上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设计；对于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坚持规范与发展并行的原则，制定一部兼具规制治理与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法。

对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人脸信息进行识别处理，存在巨大的信息安全隐患。人脸识别的风险涉及数据、算法和应用三个环节，包括隐私侵犯、歧视、错误和滥用等，应从数据治理、算法治理和规范具体应用场景方面提出治理策略。在数据方面，应保证数据控制者具有安全保障能力，尊重用户的各项数据权利。在算法方面，开发者应完善训练数据集，不断调试算法，避免歧视和错误。对于监管者而言，在数据治理上，应加快数据规则的构建，确立用户同意规则体系；在算法治理上，应建立算法评测机制，推出市场准入标准，避免“劣质”算法进入市场；在应用场景规范上，应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不同应用场景进行分类监管。

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公共治理创新，辅助政府精准决策，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有效提升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和企业的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继续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把握新场景带来的发展机遇，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共创逻辑，指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需要行业数据和公共数据的共同支撑，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需要商业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共同引领。“力争上游”的发展与“行稳致远”的治理需要协同共进。

城市大脑建设源于浙江杭州的“数字治堵”实践，随后拓展至“数字治城”“数字治疫”实践，并实现全国多地的复制推广。城市大脑作为助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数字系统与现代城市基础设施，是一项面向当下和未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福祉建设和创新型实践。城市大脑的运作机制可概述为，在公共价值导向下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底座的数据治理和应用推进的双轮驱动。城市大脑促使政府治理发生转变，为其提供了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支撑，助推了精准、高效的行政执行落地，实现了均等、公正的行政权力配置，完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集成。因此，基于当前实践经验，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大脑建设，从微观来看，数据治理过程需强调效率性和规范化的协调，应用场景推进需实现技术理性和公共价值的平衡，数字驾驶舱设计需做到实战性与个性化的兼顾；从宏观来看，城市大脑建设需做好一体化和全局性的统筹。

随着城市脆弱性的不断攀升，韧性城市建设愈发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基层韧性治理是韧性城市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且数字技术手段的应用是实现基层韧性治理的有力抓手。通过构建“技术双赋—韧力释放”框架，引入中国智慧社区建设案例，剖析数字技术助力基层治理的逻辑进路，可以发现，在“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双轮驱动的理想状态下，基层组织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革：能够释放韧性治理能力的韧性基层组织将逐步形成。因此，在运用数字技术手段助力基层韧性治理过程中，需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手段机理优势，积极探索与数字技术相适应的权力配置机制，大力推动建设朝向韧性治理目标的组织体系。

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核心要素，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随着数据容量的快速积累、算力和数据质量的不断提高，如何使用和管理数据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数据治理，需要准确把握挖掘数据潜在价值、降低数据利用成本和控制数据隐含风险的总目标，并从治理原则、制度体系和场景管理等方面着力，推动数据治理实践的落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