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务工的中国人的流动的家

摘要：

刘涛2013年的时候28岁，当时他已经在新加坡一家半导体企业工作了3年。出国之前，他在武汉一家国内知名的企业工作，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没经过中介就直接进入了现在的公司。调查时刘涛和同为半导体工程师的女友一起租住公司附近的组屋。他的家乡在湖北一个县城，直到后来读大学才离开，父母还生活在那里。来到新加坡之后，每年他只有一两次回国与父母团聚的机会，最长也不过两周时间。这并不是刘涛理想的生活，因为他一开始出国就不是为了移民定居，所以也就没有在新加坡安家的计划。在2013年8月，刘涛的准证被从就业准证降为技术准证，回国的想法就更强烈了。他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去生长的县城了。在未来的人生规划中，刘涛希望能在武汉找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把父母接到武汉一起生活。经过3年的异国生活之后，再想起家乡，刘涛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家人、亲戚、朋友生活在一起。他心目中的理想家庭是父母还有妻子、小孩生活在一起，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每天下班回家能跟家人一起吃晚饭，周末可以全家出门游玩。大概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乡愁，各人现实中的家庭生活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家给人的稳定和幸福的想象却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确定性、安全感的眷恋与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张力构成现代生活的重要问题之一，这种张力在跨国移民的家庭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移民家庭的研究一直是移民研究的重要领域，家庭为移民提供了经济、情感、网络等方面的社会支持。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中观层次，经由它将外部的结构性与个体的自主性连接起来。移民策略正是立足于这个集团的结构位置，在不同时空的情境中被家庭内部的成员协商出来。但是移民家庭不仅具有研究方法上的重要性，更是华人重要的文化传统。讨论到华人的移民实践，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家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或者说文化惯性的存在。儒家传统所规定的理想家庭是在父系家族的组织下，父母、兄弟、子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同居共财模式。这套理想也许从来没有被完整地实践过，却不能否认它对于人们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家观念构成华人生活中一种普遍共享的文化意识形态。方法上的便利性与家文化在华人社会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使得在华人华侨研究中，“家”的重要性一直被不同的研究重申。较早开拓海外华人研究的陈达指出存在“两头家”的现象，他分析了移民的家族制度及其社会习俗如何影响到资源的管理和个体的生活。而田汝康在沙捞越的研究中发现华人宗族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作用，揭示了经济资源在宗族重组中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传统中，家庭被作为移民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生活史成为展现华人跨国生活的重要方法。而以家观念为基础的虚拟血缘和地缘关系，则被用来解释移民社会的整合，比如宗亲会、同乡会、同业会的运作。有研究就以香港新田和伦敦之间的移民为例，讨论了宗族作为传统社会组织在海外生活、侨乡变迁等方面的作用。上述研究是学者们为了认识一时一地的社会现实而建构出来的解释类型，对于建立一种华人移民研究的范式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后继的研究日益表现出本质主义的倾向，将“家”具象化为文化上的母国、组织上的纽带、生活中的单位等僵硬的对象，而忽视了中国文化中家观念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其根据社会结合条件不断调整的流变性。具体到华人移民的家庭研究中，学者们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人类学、社会学对于本土家庭的解释框架，只是为了说明作为理想类型的“华人家庭”如何流动，却忽视了跨国生活过程中，这个“家庭”从形式、象征，乃至功能上都必然发生变化，既有本土家庭的特点，也体现出移民生活的在地性。现实中的各种移民家庭形式总是由其自身从母国带来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技术，在与移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互动中塑造出来。如何认识这种流动的家庭，特别是其再造的过程和逻辑，正是本章所试图理解的问题。也就是说，移民家庭的研究如何从“家的流动”走向“流动的家”。在“家”的流动与重构过程中，需要注意到家观念包含两个层次：作为文化理想的“家”和作为技术策略的“家”。第一层是指观念中的理想家庭模式，包括人们关于幸福家庭的种种想象，习得的规范与责任。第二层次是具体实践中的各种技术、组织，乃至实践中的斗争和妥协。日常的家庭生活就是由此类活动构成，体现出具体的时空特征。华人移民的家庭实践，可以看成是在第一层文化理想的指导下，不断地利用和改造第二层技术和知识的过程。个体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家庭文化知识在跨国流动的自由与结构之间不断地自我定位，生产出情境化的家庭形态。通过这样持续“做家”的实践，移民最终在象征意义与现实条件两方面，重构出一个“流动的家”。费孝通先生用三角形结构来表示家庭结构的特质和演变，丈夫、妻子、孩子构成一个核心家庭结构关系的三个支点，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构成核心家庭内部的基本关系。在独生子女政策和家庭核心化的作用下，夫妻一体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父子一体则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子女尚未成年之前父母有义务给予照顾，二是在父母年老之后子女有赡养责任。下面的讨论就是将家庭内部的代际、性别和权力关系，以跨国流动的男性半导体工程师为中心，划分为夫与妻、父与幼和子与老三个方面，男性占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以B公司为例，4000多人的员工中来自中国的达到约40%，在生产性的部门中中国工程师占比更是高达60%，男女比例约为八比二。因而下文主要讨论的是男性半导体工程师的跨国家庭生活，为方便论述，下文涉及的“中国工程师”均指男性。“流动的家”是跨国就业结构性限制在他们再生产领域所塑造出来的景观，背后的家庭策略是中国工程师们在该领域发挥自身能动性的体现。

关键词：

新加坡华人社会移民定居“中国工程师”

作者简介：

张少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本科至博士阶段受训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其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接受联合培养。在《民族研究》《开放时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