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发展的现状和目的争议重重。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尽管定量分析方法不断发展，但大量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囿于研究设计、数据质量和模型设置，仅仅停留在统计回归的描述阶段，而缺乏基于因果判断的解释能力。以谢宇、温希普（Christopher Winship）、索布尔（Michael Sobel）、摩根（Stephen Morgan）和莫维（Ted Mouw）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学分析必须基于反事实因果关系框架，重视回归分析中的模型设置问题（Morgan & Winship，2007）；另外一方面，以索伦森（Aage S?rensen）、布丢（Raymond Boudon）、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赫斯特洛姆（Peter Hedstr?m）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则侧重强调要把厘清社会机制、社会过程和统计推断结合起来（Hedstr?m & Swedberg，1998；Hedstr?m，2005，2008；陈云松，2008）。虽然侧重不同，这些社会学家都强调解释性机制或者因果推断是社会学分析的目标。此外，从政策研究的角度而言，也只有因果分析才能预测事件将来在什么条件下能发生，并得出干预措施中的控制手段，从而为我们制定对策、改良社会提供依据（王天夫，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