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代际流动研究的数据收集质量不断提高，统计分析方法不断创新，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学中量化程度最高、统计模型最为繁复的领域之一。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现在的代际流动研究已经过于依赖于统计模型与方法的进展，而缺乏理论与视角上的突破，不再能够为更为广阔的社会学核心理论作出贡献，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交流沟通也受到限制（Grusky，2001）。但是，中国学者却对于代际流动的模式与机制进行了诸多创新性的探讨（李路路，2003a，2003b，2006；陆学艺主编，2004；李春玲，2005），这仰赖于中国的结构变迁背景为代际流动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