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同乡资源流动与制度运作互动的问题。同乡资源流动是指同乡社会资源在同乡网络上的流动。“社会资源”参见唐仕春所撰写的论文《清末民初北京同乡会馆社会资源流动轨迹》刊载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85～110页。那么，中国近代社会中同乡资源流动与制度运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者互动为何存在？它究竟反映了何种历史变迁趋势？回答上述问题无疑有助于了解同乡组织的近代命运和中国近代的制度变迁，甚至对理解中国社会生活方式里关系资源的利用都不无裨益。近百年来，数以百计的会馆史论著王日根所著《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分析总结了1995年之前会馆史的研究成果（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993～2000年的会馆史综述见冯筱才《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一文（《中国近代史研究通讯》第30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9月）。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第一章《中国同业公会研究的回顾与分析》较多涉及会馆史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郭绪印在《老上海的同乡组织》中也论及前人研究成果（文汇出版社，2003）。中已经注意到以会馆为切入点分析中国的同乡关系，一些论著涉及会馆与政府的关系，但鲜有以同乡资源流动与制度运作互动为视角的专门论述。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会馆与官府的关系，如王日根强调会馆的社会整合功能，邱澎生认为会馆馆产在官府立案过程是由下而上的制度创新。还有不少学者从会馆、商会等团体出发讨论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本文即以此为视角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清末至1930年代以会馆为中心的同乡资源流动与制度运作关系较为密切、显著，且有大量的资料留存，故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大体指清末至1930年代，为表述方便称之为近代。由于近代的同乡网络中北京和上海是两个最主要枢纽，本文即主要围绕北京、上海的同乡资源流动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