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发表的《对文化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文化自觉”这一说法的提出，是基于中国知识分子应主动承担起认识自己的文化及其定位，以及认识不同的文化及展开跨文化对话这一职责的认知（费孝通，2004a：176）。他说：“到今天我仍相信，‘务实求新’应是现代知识分子保持的志业。倘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能从实际生活的参与中去观察，并从中延伸出自己的看法，对人类知识的积累有所贡献，那么，他的研究意义何在，我们就很难判断了。”（费孝通，2004a：185）费孝通分别举其老师帕克和马林诺夫斯基为例，认为帕克之所以追求社会学的“科学化”，研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要从达尔文的自然与文化分裂立场上退回来一点，把文化作为物质、社会和精神结合体，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有具体的时代烙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痛中，社会科学从对社会是否一种物理学现象的反思，进入对“符号”和“心灵”的研究。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从中得到的启发，应该是首先回到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来思考我们的“民族精神”对人的界定与认识。联系上下文，费孝通所说的“务实求新”，似乎并不直接等同于中国的现实问题或学以致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当下的经验生活中进行观察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