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有着非常广泛的内涵。在关系层次上，它是指人际交往中的“给予”与“亏欠”。在这种“给予”与“亏欠”机制的作用下，村庄熟人社会被整合成了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70395538这种“给予”与“亏欠”机制主要体现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行人情”上。“行人情”的场合可以分为两类：“仪式性人情”和“日常性人情”。70395539前者是指仪式性场合的表达性馈赠，后者则是指非仪式性场合的表达性馈赠。这里的“表达性”与“工具性”相对，指人情具有感情表达的性质，受长期互惠机制的约束，而并非达到某一功利目的的手段。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开始摆脱土地束缚的农民，其生活面向日益城市化，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因此，“行人情”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主要表现为“日常性人情”大幅度减少，70395540“仪式性人情”则发生了种种异化。
目前对人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土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以黄光国、翟学伟等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心理学家，侧重于从文化意义上理解人情、关系、面子等，进而探究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逻辑和心理特征。70395541以阎云翔、杨美惠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沿着莫斯所开创的路子，从“礼物”的社会整合意义出发展开研究。在莫斯看来，互惠是礼物流动的灵魂，礼物的“物”性和“灵”性构成了社会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70395542阎云翔、杨美惠等人类学家沿着这一方向，开创了中国的人情研究传统，探讨了人情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70395543这些研究对其他学者有着重要启发，构成了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然而，本土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多地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来讨论，尤其是个体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一些研究甚至局限于语词和个体生活体验，较为缺乏社会实证，对社会变迁关注不够。人类学方向的研究关注了社会变迁，但其经验研究容易局限于个案村庄，调研范围有限，未能意识到中国的区域性差异。近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农村人情现象发生的各种变化。70395544笔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几年前即开始关注面子、人情等本土社会现象，并将其与转型期农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联系起来，关注了本土社会现象的区域差异，如今已有一批成果发表。70395545本书将在这一研究传统下继续深入展开研究。文章将以江汉平原的调研材料为基础，讨论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2005年以来，笔者多次到江汉平原农村调研，如沙洋、洪湖、京山、江陵等县市农村，通过深度访谈获得了相关材料。在人情现象上，这些农村地区有着很大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