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抽象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程序技术，另一方面是各种抽象价值、意识形态和范畴。现代抽象社会的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围绕主体化过程展开的各种伦理实践和规范化努力，从这一点来看，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国家、抽象市场、意识形态政治、市民社会等许多方面，通过常规化（normalization）Foucault，M. 1977，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Allen Lane.的伦理实践所建立起来的纪律都是程序技术得以正常运作的重要的相关力量，而同时，另一些借助纪律的伦理实践则努力克服规范化，从而获得自由与批判的空间，Cutrofello，A. 1994，Discipline and Critique：K ant，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Problem of Resistance，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因为，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种纪律所具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也许正是现代性的两面性的突出反映。所以，无论是认为现代社会仅仅是由程序技术构成的“工具理性扩张”的技术论，还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程序技术与各种抽象价值一起构成了某种席卷一切的“工具理性”精神的精神论，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程序技术的复杂性，程序技术与抽象价值之间关联的复杂性以及主体化的伦理实践的重要意义。因此，现代抽象社会，既是程序社会，纪律社会，也是礼貌社会和文明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现代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与这些程序技术打交道，在不断地互动中再生产出各种程序技术，并运用各种策略调整、发展、偷换、挪用、架空甚至彻底改造这些技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现代的陌生人能在礼貌、文明、自律和抽象化、普遍化的范畴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实践福柯，“自我关切的伦理是一种自由实践”，李猛译，《福柯文选》第4 卷，三联书店。，而“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却对现代社会的这些重要实践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