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卷中，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领域存在大量不能以西方的理论做出合理解释的现象。比如，介入相对重要领域的官办组织的去体制化改革，非但没有给它带来好处，反而使它举步维艰，甚至最终被政府“反噬”；民办组织主动涉足相对重要的领域，做出了很多成绩，非但没有得到政府褒奖，反而进退维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