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赘述，社会工作是一个源起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概念，也是伴随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而萌生的专业与职业，其主要职能在于应对、缓解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纵览西方专业发展路径，社会工作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产物，欧美一度将其视为社会矛盾冲突的“缓冲带”与“润滑剂”，将社会工作者视为病态社会的“诊断医生”。怀顿（Wilding）的社会权力观点深刻分析了这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功能：（1）代替政府展示对百姓的关怀，对个人问题的关心；（2）专业语言帮助政府取得群众的认可，换句话说，是替政府修饰甚至掩盖背后的政治目的；（3）让受过训练的中产阶级获得职业，并透过社会工作保障既有利益分配及其制度运作。何国良：《社会工作的本质：论述分析的启示》，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第154～155页。由此来看，社会工作改良主义的特质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是截然相反的，这种对立强化了社会工作的意识形态情愫，它一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奴役和宰制人民的帮凶”，20世纪50～80年代一直被排斥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外。也正是社会工作缓解社会问题的功能与意识形态特征的交织使其在中国的发展曲折前行。20世纪20～30年代，受欧美之影响，国民政府设立了相应的社会救助与服务机构，社会改良人士和宗教慈善人士也进行了短暂的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探索。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之后，受极“左”思潮影响，社会工作被视为“麻醉人民的工具”，其探索之路一度中断和废止，国家诉诸民政工作和行政性工作提供个体福利。20世纪80年代，随着体制改革和社会问题的增多，教育界开始重建社会工作专业。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在中国取得了加速发展，我们并不否认其存在某种程度的“专业自我殖民化”倾向，其本土化探索也已经全面展开。社会工作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囊括多重含义，如专业社会工作、本土性社会工作、民政工作、志愿服务工作等。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依然是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境遇不断互动融合的过程，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隐性到显性、由边缘到中心、由民间到政府、由教育到职业、由零散性到制度性、由自我殖民化到本土化探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