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重建》来看作为“文化中间人”的费孝通

摘要：

本文将首先进入费孝通1947年在其母校——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的那篇发言稿“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也许面对的是刚经历过“二战”浩劫、心有戚戚焉的英国听众，在这篇表面上为中国文化“把脉”的文章中，费孝通实际上也为西方文化作了“义诊”，表现出极其冷静的“文化自觉”态度。这种态度与早年他提供给英国人的关于中国乡村的“中国农民的生活”结合起来，或许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暗示——改变英国人看待中国乡村和建构在其之上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也就是让他们看到中国乡村在建构现代文明中的潜在意义，即相对于西方建构其“抽象社会”的各种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机制，中国乡村社会具备了自下而上的理性化潜能，并在此过程中为社会重组造就了另一种结果。费孝通的这种文化信念，显然与自20世纪初期开始“贬抑”乡村社会的西方与中国学者构成了鲜明对照。因此，要了解费孝通的“乡土重建”的心路，探究20世纪上半叶国内社会科学界对乡村形象的“创造”过程就显得十分有意义，这也是本文第二部分将要重点讨论的内容。本文的第三部分将重新回到《乡土重建》当中，从一个文化比较的角度整体性地理解费孝通对乡村经济问题、乡土社会的基本维系纽带以及中国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可以说，这些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乡土逻辑为“乡土重建”的主要思想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持。费孝通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社会变迁的理想必然具有其独特的一面，虽然他的构想没有演变为现实，但是这种由比较而形成的“理想型”秩序，仍然对我们反思当下中国乡村在所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具有重要的价值，也为我们构想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提供了依据，而这正是这个“没有世界的世界”需要加以反思的。

关键词：

乡村建设东西方文化文化中间人

作者简介：

杨渝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