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受到人们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孙立平，2005）。“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周晓虹，2014）不过同人们对转型的高度关注相比，尽管在这一领域也产生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如伊亚尔等，2008），但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进展尚不能回应转型提出的理论与现实挑战。不仅“转轨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看上去几乎没有在可观察到的现象中反映出来”（乌斯怀特、雷，2011：25），而且在诸如社会心理学这样的本应关注社会变迁的学科中，也缺乏对社会转型的系统和长期的研究（王俊秀，2014）。

1936年费孝通在吴江开弦弓村进行的江村调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江村经济》一书，不仅实现了现代人类学对"文野之别"的历史跨越，也切实推进了社会学、人类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进程。事实上，无论是对"文野之别"的跨越，还是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推动，都与费孝通晚年倡导但青年时代即逐渐养成的"文化自觉"意识休戚相关:就前者而言，成功地实现对自己生存其间的文明社会的洞悉，既有赖于对与汉民族相对应的其他弱小民族的实地考察，更有赖于对来自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把握，这两者使得研究者能够相对抽身于自己生存其间的文化，将自己熟悉的场景置于客体的位置;而就后者而言，正是因为研究者对自已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他才能够自觉地站在主位立场，借用源自西方但研究者又深知其局限的理论，恰如其分地解释自己的社会。换言之，文化自觉保证了研究者从事研究时"进得来"和"出得去"，也赋予了他们在不同文化场景中相互切换，以"他山之石"雕琢中国之"玉"的学术潜能。

社会学是传统社会发生断裂或所谓“现代性”的产儿，这一知识体系的出现是西方知识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这决定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重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一开始，这一重建工作就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获得了推进，而第一代社会学家还从不同的学术路径出发，就社会建设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既影响到西方社会建设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西方社会学以保守和改良性质。

《孝道观念变迁下的代际关系适应研究——基于ChatGPT整体取向的质性文本分析》尽管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但以苛求的标准还是在这样两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遗憾。其一，我在2015年完成的《文化反哺》一书中就曾提及，孝顺其实是由“孝”与“顺”两个行为维度构成的，进一步民间所谓的“孝顺”，揭示了“顺”是“孝”的核心，现代社会年轻一代基本上是通过“孝而不顺”来实现他们与父母间的平衡的。因此，如果作者能够将孝道拆解成上述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现实面向。其二，我虽然对新技术满怀憧憬，但该文对新技术的使用并没有让我产生任何因技术进步而派生出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