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话语等级序列里，贵州是个边缘的话题。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从自然地理着眼，贵州与其他省区的差距都很大。“五四”现代性启蒙等一系列主流话语兴起，并很快成为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和贯穿性力量之后，波及贵州总有些迟缓。那时比较著名的贵州籍作家仅有蹇先艾、谢六逸。这大体是因为，文风的炽盛，文学的发生，需要有主流话语的助力。主流话语是一种历史潮流，离它越近，冲击来得越快，推动力、裹挟力也越大、越强。没有这方面优势，难免就是被驱动、被表达或被描述。只有在与中心的主流话语建立起某种意义关联之后，边缘作家才能脱颖而出，边地文学也才能以自身的某种特殊品质，对主流话语产生一种反作用力。“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以歌谣与主流的两次相遇，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