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我论述了国家对苦行者社会所做的制度安排。由于任何制度都必须通过人来贯彻和实现，这就引出了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一定的制度会对人的观念和行为造成约束，进而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一定的制度又总是通过具有一定观念的人贯彻和落实的，就是说，制度总是通过人的行动得以再生产（或改变）的。制度与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与行动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二元论”关系，而是“结构二重性”：结构既是行动的结果，又是行动的媒介。一方面，结构（内化的制度）是行动得以启动的条件；任何行动总是在一定结构框架下的行动。另一方面，结构的再生产或改变，只能通过人的行动得以实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有关结构与行动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详见（1）Anthony 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Macmilland Education，1979.（2）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因此，要了解社会制度的再生产或转型，就必须考察制度（结构）和人（主体）的相互关系。在考察了苦行者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后，我们就有必要探究这种制度背景下的人的主体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