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责同构、条块分割和有限的地方分权三个宏观体制特征的限定下，珠海市的大部制改革一方面需要回应上级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结合本地经验，特别是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和既往机构改革成果。在这种双重逻辑的支配下，珠海市启动了2009年的大部制改革，而这使得珠海在实际的改革进程中始终受到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地方经济的增长压力和社会管理的改革积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自己的特征。其中，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主导着珠海市大部制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在经济增长上面临的困境和社会管理中“先行先试”带来的创新效应，则使得珠海市将大部制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更加能够在政绩上“出彩”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领域，从而共同塑造出珠海市的“大社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