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战后台湾地区农会的法律规范一直依赖“改进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经过二十余年的延宕后，才于1974年回归“农会法”的修正？过去有关此一演变的讨论，大多只简单强调农会本身业务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变迁因素的作用，未能深入说明背后的关键。本文认为，在现实制度面部分，主要因为一方面农会信用部之二年期定存无法免息，影响其动员储蓄与资金配置功能，不仅造成资金离开农村，且影响乡镇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更因为信用部无法办理甲种存款的支票业务，将切断其与主要工商业资金活动的联结，严重影响农会信用部的业务。信用部问题遂成为修法的关键所在。不过，虽然存在着要求修正“农会法”的压力，“政府”却以“农会法”应适用全中国而不应仅以台湾状况修法加以否决，而以持续修补“改进办法”响应社会需求。最后促使“政府”放弃修补“改进办法”转而回归修正“农会法”正轨的关键，则在蒋经国接任“阁揆”并置换主要财经决策官僚，特别是打破“光复大陆”梦想的冲击下，才开启“农会法”因台湾现实需要而“修法”的进程，也是“农会法”“本土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