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对腐败控制的影响，日益受到公共管理学界的关注。然而，对于数字政府建设究竟如何作用于腐败控制，这些作用过程又是否存在情境差异性，却仍然缺乏深入的实证探索。基于158个国家2002～2017年的数据，本研究采用一种整合了中介分析和调节分析的方法，即条件过程分析方法，来揭示数字政府建设对腐败控制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公民问责水平在数字政府建设与腐败控制程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这一中介过程会受到信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具体而言，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以公民问责水平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会大大强化，进而成为数字政府建设反腐败效应的主要实现机制；而当两者都比较欠缺时，数字政府建设反而会抑制公民问责水平，进而削弱其反腐败效应。研究结果支持了一种权变观点，即数字政府的治理绩效取决于其与组织环境的匹配和互动；同时也强调，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必须协同完善其实施环境，否则可能产生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数字鸿沟”，进而阻碍反腐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