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上访潮居高不下，主流认识局限于维权视角。这种视角仅有部分解释力，难以解释无理上访的扩大化趋势。借助吉登斯的权力观，将权力运作与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及相关话语联系起来，可以从“治理—资源”的角度理解基层上访治理的实践。从新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基层政府在上访治理中有足够的权威性资源，因此可以在缺乏配置性资源的情况下成功应对无理上访问题，这种权威性资源建立在“人民—敌人”话语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在权利话语面前日渐被动，话语权不断流失，这导致其可以利用的权威性资源越来越少，治权因此不断丧失，从而越来越难以遏制无理上访。真正化解上访潮，需要加强基层治权建设，在政府治权与民众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并引导权利话语健康发展。

面对高涨的上访潮，信访工作制度不断强化信访人的权利和基层政府的职责。从调研来看，这并没有给基层政府提供合法有效的治理技术，基层政府陷入非法运作的边缘。当前的困局在于，信访渠道出现了淤塞，面对成千上万的信访者，政府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装置区分上访问题的性质。分类治理可能是疏通信访渠道的有效思路。根据上访诉求的合法性程度，目前的上访可以分为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协商型上访三大类及若干具体小类。若能建立正确的分类原则，建立合理的配套措施，信访渠道就可以疏通，成为转型期社会利益的表达渠道和协商空间，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信访制度因此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基于2008年9月对湖北省京山县6个村的质性调研，以30年来发生的206起自杀案例为材料，对老年人自杀现象展开了研究。结合转型期中国农村代际关系变动的特征，归纳了该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类型，具体分析了导致老年人高自杀率和高自杀比重的原因，并对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变化趋势做出了预测。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农村，未婚青年的自杀原因主要有三个：要求婚姻自主、家庭日常冲突、生活困境。未婚青年自杀的悲剧发生在现代化进程之中，青年一代接受了现代性理念，但社会未能彻底接受，也未创造实现这些理念的平台。

当前中国乡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开始摆脱了土地束缚的村民与他们的祖祖辈辈已经形成了质的差异，村庄因此呈现出生活面向的城市化、人际关系的理性化、社会关联的“非共同体化”、村庄公共权威的衰弱化等趋势。乡村社会的一切正在被重塑，它被迫或带着少许自发性地向现代社会迈进。70395507乡村的巨变不仅是社会形态的表面变化，更是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的深刻变化，它带来了一系列预期和非预期的后果。要从理论上认识这些后果，深刻地理解当前乡村巨变，需要回头从理论上深刻理解巨变之前的乡村社会，认识其秩序机制和社会性质。“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概括，已成为描述乡村社会的经典理论模型。本书的旨趣在于，深入发掘“熟人社会”的理论意涵。

“面子”是中国人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19世纪末，传教士明恩溥将其作为中国人性格的重大特征，“面子”由此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许多作家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如鲁迅、林语堂等；西方社会学家也对中国人的“面子”现象产生了兴趣，开始思考“面子”对中国人价值和行为的影响，如韦伯、帕森斯等。尽管如此，对“面子”的系统性思考主要是由本土社会心理学学者进行的。最先对“面子”一词做出诠释的是胡先缙，她具体而仔细地区分了“脸”和“面子”，并考察了它们的起源；何友晖则主要通过说明“面子”不是什么，澄清并区别了“面子”概念与其他容易混淆的概念；金耀基则继续了胡先缙的讨论，从方言及其具体意义的角度考察了“面子”概念；陈之昭和黄光国等则从个人行为和心理层次角度着手进行探讨……70395512

在不同地域的村庄里，农民们的面子观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面子”社会控制功能的强度也有差异。不同地域的农村，由于村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关系的联结模式不同，社会性质有所差异，从而形塑了不同农民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因此，本章通过分析村庄社会结构来认识不同地区的面子的竞争机制和社会控制功能，而面子竞争机制的异化和社会控制功能的松弛则是村庄社会性质变迁的重要表现。

“人情”有着非常广泛的内涵。在关系层次上，它是指人际交往中的“给予”与“亏欠”。在这种“给予”与“亏欠”机制的作用下，村庄熟人社会被整合成了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70395538这种“给予”与“亏欠”机制主要体现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行人情”上。“行人情”的场合可以分为两类：“仪式性人情”和“日常性人情”。70395539前者是指仪式性场合的表达性馈赠，后者则是指非仪式性场合的表达性馈赠。这里的“表达性”与“工具性”相对，指人情具有感情表达的性质，受长期互惠机制的约束，而并非达到某一功利目的的手段。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开始摆脱土地束缚的农民，其生活面向日益城市化，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因此，“行人情”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主要表现为“日常性人情”大幅度减少，70395540“仪式性人情”则发生了种种异化。目前对人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土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以黄光国、翟学伟等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心理学家，侧重于从文化意义上理解人情、关系、面子等，进而探究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逻辑和心理特征。70395541以阎云翔、杨美惠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沿着莫斯所开创的路子，从“礼物”的社会整合意义出发展开研究。在莫斯看来，互惠是礼物流动的灵魂，礼物的“物”性和“灵”性构成了社会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70395542阎云翔、杨美惠等人类学家沿着这一方向，开创了中国的人情研究传统，探讨了人情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70395543这些研究对其他学者有着重要启发，构成了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本土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多地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来讨论，尤其是个体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一些研究甚至局限于语词和个体生活体验，较为缺乏社会实证，对社会变迁关注不够。人类学方向的研究关注了社会变迁，但其经验研究容易局限于个案村庄，调研范围有限，未能意识到中国的区域性差异。近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农村人情现象发生的各种变化。70395544笔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几年前即开始关注面子、人情等本土社会现象，并将其与转型期农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联系起来，关注了本土社会现象的区域差异，如今已有一批成果发表。70395545本书将在这一研究传统下继续深入展开研究。文章将以江汉平原的调研材料为基础，讨论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2005年以来，笔者多次到江汉平原农村调研，如沙洋、洪湖、京山、江陵等县市农村，通过深度访谈获得了相关材料。在人情现象上，这些农村地区有着很大的共性。

从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议实行火化开始，殡葬改革至今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火化早已从“自觉自愿”发展成为强制性的殡葬改革政策。甚至可以说，强制火化政策目前已是我国殡葬改革的最重要内容。1985年，我国发布了《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确定了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的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了火葬区和土葬区。凡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划为火葬区，推行火葬；人口稀少、偏僻山区、交通不方便的地区，划为土葬区，实行土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火葬区不断扩大，而土葬区稳步缩小。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已改革土葬，强制推行火化政策。不过，殡葬改革的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不少挑战。在我们调研的大部分汉族聚居农村地区，火化政策推行的效果都不理想，土葬仍然是农村普遍现象。70395550因此，不断有人提出火葬政策不符合国情。70395551

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农村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土地流转更是当前土地制度变迁的争论焦点。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其成果主要集中于土地流转的形式、成因、影响及规范土地流转的对策、措施等方面。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研究大多也只关注其对农业结构调整、产业化或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利用、农民增收及农业现代化等方面。还有一些研究从乡村组织对农地的调控角度来研究土地流转及其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涉及土地流转对当代农村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变迁的影响。陈成文和罗忠勇的一篇文章着眼于农村整体结构，关注了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70395564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在整体上产生较大阶层分化并不奇怪。我们更需要在一县甚至一村中考察土地流转所导致的阶层结构分化，这也是本书旨趣之所在。一些学者认为土地流转放开会导致农民两极分化，70395565但他们只做出了宏观判断，缺乏微观上的事实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土地的占有状况是阶级和阶层分化的重要依据。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展开学术论战，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就是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从土地问题入手，科学地证明中国农村阶级关系仍以封建因素占主导地位，农村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革命时期的社会调查中，毛泽东同志也将土地占有状况作为阶级和阶层分化的重要依据，对全面认识当时中国的阶级状况、全面了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论证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起了关键性作用。70395566在新中国土地改革之后，土地对农村阶层结构分化的影响不再显著，所以学者讨论农村阶层结构的主要依据是职业分化。陆学艺等人认为，体制转型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组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分化为九个利益群体，包括传统农业劳动者、农民工、私有企业和小型外资企业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有企业主、农业经营大户、乡镇企业管理者、乡村干部。70395567取消农业税之后，农业耕作有了可观的收入，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分层和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影响重新凸显出来，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研究的。2008年9月我们在粮食主产区湖北京山县的两镇十村调查，在质性访谈和量性统计的基础上，本章将讨论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