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讨论网络与生育挂念的系统研究。首先，本书展示了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对已有有关生育观念与行为研究、社会网络的研究与应用进行了评述。其次，本书介绍了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再次，本书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个体中心网络、整体网络两个层次，揭示了农民工的生育讨论网络现状。接着，本书分别分析了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的结构对婚姻、生育和避孕讨论行为的影响。最后，本书基于研究成果，提出了促进农民工生育观念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为进行了展望。。利用深圳实地调查数据，在揭示农民工的婚姻、生育和避孕讨论网络现状及特征的基础上，从社会网络视角实证分析了农民工的婚姻、生育和避孕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伴随着1980年出生队列的过剩男性逐步进入婚姻和生育年龄，中国农村地区的婚姻挤压和男性成婚困难问题逐渐出现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普婚文化下，女性的短缺不但不会降低男性对婚姻的强烈需求，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男性之间就女性可婚资源的竞争，并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人口、社会和安全问题。因此性别结构失衡和农村男性的婚配问题是促进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干预是迫切需要的。本书将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对婚姻挤压下的农村男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书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宏观、中观层次上，分别从历史视角、二手资料和社区一手资料出发，对婚姻挤压、性别失衡和社会风险进行了系统探讨。首先，通过对明清时期婚姻挤压现象和后果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基于历史视角揭示了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后果和治理措施。其次，通过对国内外已有文献、新闻资料的分析，对性别失衡下的宏观风险和个体失范进行识别，并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后，采用“百村社区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挤压下的婚姻市场、大龄未婚男性和社区安全。第二部分：在微观层次上，以婚姻寻找理论为指导，采用“百村系列调查”数据，基于婚姻视角对农村男性的婚姻市场地位和婚姻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修正了经典的婚姻寻找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适用于中国农村婚姻挤压和普婚文化情境的婚姻市场地位与婚姻策略分析框架。其次，在对个人的婚姻市场地位的指标量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婚姻挤压下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特征。再次，分析了婚姻挤压下中国农村男性的实际婚姻策略，揭示了婚姻挤压下农村男性的夫妻年龄和教育匹配模式。最后，分别从婚娶有婚史女性、婚娶残疾女性、入赘婚姻的态度和择偶策略的灵活性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未婚男性潜在婚姻策略。

利用深圳调查数据，本书重点分析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一般特征和复杂网络特征，揭示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婚姻、生育和养老观念与行为，以及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在梳理国家宏观政策及地方相关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政策建议。本书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等非制度性社会融合的研究成果，用于推动和促进农民工的制度性社会融合，在政策对象与政策设计之间建起桥梁，奠定了公共政策创新的理论基础，促进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结合。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认识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了解他们的社会融合意愿，为制定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城乡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相关公共管理政策提供参考。本书可以为公共管理、社会学、管理学、社会网络、农民工问题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也可以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辅助教材。

近年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研究强调治理的各要素对于绩效的影响。公共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是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它们对于我国公共部门处理公共事务，调节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配置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以及最终实现公共利益都具有影响。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1980年开始发现的性别失衡问题带来的女性缺失和男性婚姻挤压等社会后果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安全。性别失衡问题不仅仅是人口问题，更是我国公共部门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管理问题之一。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旨在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消除性别歧视。它作为我国社会发展公共管理领域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之一，体现了政府公共部门履行人口发展战略和对人口问题综合治理的政府职责。经过近10年的治理，性别失衡的治理已经初显成效，它不仅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且公共治理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性别失衡问题，但是，近年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治理要素的分解、治理实践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等方面，虽然已有研究从公共治理要素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但具体影响机制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究的少而浅的论题。因此，在我国公共部门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研究领域，亟须建立公共治理理论基础，同时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待扩展和深化。

婚姻挤压导致大量大龄未婚男性的出现，这对传统的家庭养老形成挑战。本书以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婚姻挤压给农村家庭养老带来的影响，发现婚姻挤压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本书有助于认知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变迁。

男孩偏好文化植根于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和嫁娶婚姻形式，并在长期的低生育率条件下导致了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异常偏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人口社会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下没有儿子家庭比例的不断增长，农村社会对招赘婚姻的需求将大大提高，招赘婚姻的社会人口影响将日益显现。根据对陕西三原县、略阳县和湖北松滋县的调查数据，本书系统研究了招赘婚姻及其社会人口后果。研究发现，招赘婚姻的流行带来了两性相对平等的家庭体系和婚育文化，在根本上弱化了男孩偏好；招赘婚姻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率、降低出生性别比、改善女性生存环境、缓解没有儿子的老人养老困难。本书的研究和发现有利于全面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社会影响，揭示了男孩偏好文化的传播和演化，描绘了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制度的变迁，为低生育率下解决与男孩偏好相关的人口与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

本书以2013年深圳市流动儿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性别、流动情况、学校性质和学校类型等视角出发，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本书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系统分析了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与亲子关系、学校教育与校园生活、心理健康与价值观、社会融合等现状，揭示了农村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的特征、规律和存在的问题，并为促进农村流动儿童健康发展、推动我国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使得中国农村婚姻挤压和男性成婚困难问题广受各界关注。婚姻市场中“男多女少”的供需失衡不仅会影响婚姻的缔结，引发男性婚配危机，也可能会对两性关系和婚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增加婚姻家庭的不稳定因素。本书利用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和百村个人调查数据，在相关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整合并建构了适用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城乡人口流动和婚姻挤压特殊情景下的农村婚姻暴力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引入性别和流动视角，采用分层统计模型，从县区和个体层次出发，系统分析性别失衡引发的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暴力的影响。本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本书是作者在复杂性科学与人口、社会复杂系统领域研究的部分成果的总结。利用深圳实际调查数据，本书着重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成因及其后果，揭示了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状，从社会网络视角深入探讨了农民工问题，对制定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公共管理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书把社会网络分析，尤其是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公共管理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有助于解决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现实问题，对推动社会网络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积极的理论价值。本书可以为公共管理、社会学、社会网络、农民工问题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也可以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辅助教材使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便已成为中国人口社会发展领域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和民生问题。因父母外出务工，亲子两地分居，农村留守家庭结构受损、功能弱化，亲子关系发生改变，可能呈现不同特征，产生不同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可能身陷不利情境中，其中，一些农村留守儿童遭遇了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另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同样身处不利情境，却能良好适应、积极发展，积极心理学用心理弹性概念来解释这种逆境适应现象，心理弹性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转向。因此，在人口城乡流动背景下，系统研究流动父母和留守儿童之间的亲子关系现状与类型及其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对于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促进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利用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于2015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Y县和2016年在陕西省汉中市CG县和NQ县的学生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系统分析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现状与类型及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并提出了旨在提升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工作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人口流动背景下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类型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分析框架。在系统论证心理弹性相关理论的本土适用空间、全面收集人口流动和亲子关系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量化经验证据、具体介绍人口流动多维特征和亲子关系现实状况后，构建了适用于解释人口流动背景下亲子关系类型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分析框架。框架综合考察父亲、母亲和儿童三类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忽视人口流动时空特征的不足。框架重点纳入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亲子关系视角，弥补了以往研究忽视亲子关系的不足。框架从多元维度来全面测量亲子关系，克服了以往研究测量维度单一的片面性；引入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基于多元维度的特征分析，识别亲子关系的潜在类型，有利于刻画其整体性面貌、揭示其本质性影响，克服了以往研究的方法局限。框架选择人口就地就近流动和异地流动来分别呼应新型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基于不同人口流动模式下父母的亲子关系类型及其组合的群体差异分析，论证了深入研究不同人口流动模式下亲子关系类型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差异的必要性，弥补了以往研究忽视城镇化背景的不足。第二，发现了人口就地就近流动模式和异地流动模式下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存在的五种亲子关系类型及八种典型亲子关系类型组合均具有显著的群体差异。以往研究对亲子关系重视不足，本研究纳入了亲子关系研究视角，丰富了亲子关系测量指标，识别了亲子关系潜在类型，并配对了亲子关系类型组合，发现了流动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存在五种亲子关系类型，分别是“亲密且强功能型”、“亲近却无功能型”、“中间型”、“疏远但强功能型”和“疏离且弱功能型”；流动父母之间存在八种典型亲子关系类型组合；五种亲子关系类型均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亲密且强功能型”父子关系占比明显低于母子关系，“亲近却无功能型”和“疏离且弱功能型”父子关系占比却明显高于母子关系；人口就地就近流动和异地流动模式下亲子关系类型、父子关系类型、母子关系类型及亲子关系类型组合均存在显著群体差异，人口就地就近流动模式下“亲密且强功能型”和“疏远但强功能型”亲子关系占比均明显高于异地流动模式下，“亲近却无功能型”和“疏离且弱功能型”及“中间型”亲子关系占比明显低于异地流动模式下；就地就近流动父母中“父亲亲近却无功能型-母亲亲密且强功能型”的亲子关系类型组合占比最高，异地流动父母中“双亲疏离且弱功能型”的组合占比最高；人口就地就近流动模式下留守家庭的亲子关系状况在总体上明显好于异地流动模式下。第三，发现了人口就地就近流动背景下由父子关系类型、母子关系类型、亲子关系类型组合、父母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外部环境因素。以往研究忽略了就地就近流动父母的流动特征和亲子关系类型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就地就近流动父母回家频率和父亲流动距离显著影响留守儿童的支持力和总弹性，而父母初次流动时间显著影响其个人力；“疏离且弱功能型”亲子关系或“双亲疏离且弱功能型”的亲子关系类型组合对其心理弹性最为不利，属风险因素，“亲密且强功能型”亲子关系或“父亲亲近却无功能型-母亲亲密且强功能型”的亲子关系类型组合对其心理弹性最为有利，属保护因素；父子关系类型对其心理弹性的影响大于母子关系类型；亲子关系类型对个人力的影响较小，对支持力的影响较大；父母和睦、同学友好、老师关心和家校互动有利于其心理弹性的提升。第四，发现了与人口就地就近流动背景下相比，人口异地流动背景下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父母流动距离、父子关系类型、母子关系类型、亲子关系类型组合、父母关系、老师关心程度、老师家访频率、朋友支持程度和兄弟姐妹的显著影响较为有限。以往研究忽略了不同人口流动模式下父母流动特征和亲子关系类型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差异。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中父母异地流动者的心理弹性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尤其体现在个人力上；父母流动特征方面，仅流动距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亲子关系类型方面，“疏离且弱功能型”亲子关系或“双亲疏离且弱功能型”的亲子关系类型组合是最大的风险因素，而能起保护作用的也仅有“疏远但强功能型”父子关系或“父亲亲近却无功能型-母亲亲密且强功能型”的亲子关系类型组合；父子关系类型的影响大于母子关系类型，但仅体现在“疏远但强功能型”父子关系；除了父母关系、老师关心程度和家校互动以外，朋友支持程度对留守儿童总弹性的显著正向影响值得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