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伴随着1980年出生队列的过剩男性逐步进入婚姻和生育年龄，中国农村地区的婚姻挤压和男性成婚困难问题逐渐出现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普婚文化下，女性的短缺不但不会降低男性对婚姻的强烈需求，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男性之间就女性可婚资源的竞争，并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人口、社会和安全问题。因此性别结构失衡和农村男性的婚配问题是促进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干预是迫切需要的。本书将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对婚姻挤压下的农村男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书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宏观、中观层次上，分别从历史视角、二手资料和社区一手资料出发，对婚姻挤压、性别失衡和社会风险进行了系统探讨。首先，通过对明清时期婚姻挤压现象和后果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基于历史视角揭示了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后果和治理措施。其次，通过对国内外已有文献、新闻资料的分析，对性别失衡下的宏观风险和个体失范进行识别，并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后，采用“百村社区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挤压下的婚姻市场、大龄未婚男性和社区安全。第二部分：在微观层次上，以婚姻寻找理论为指导，采用“百村系列调查”数据，基于婚姻视角对农村男性的婚姻市场地位和婚姻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修正了经典的婚姻寻找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适用于中国农村婚姻挤压和普婚文化情境的婚姻市场地位与婚姻策略分析框架。其次，在对个人的婚姻市场地位的指标量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婚姻挤压下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特征。再次，分析了婚姻挤压下中国农村男性的实际婚姻策略，揭示了婚姻挤压下农村男性的夫妻年龄和教育匹配模式。最后，分别从婚娶有婚史女性、婚娶残疾女性、入赘婚姻的态度和择偶策略的灵活性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未婚男性潜在婚姻策略。

近年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研究强调治理的各要素对于绩效的影响。公共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是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它们对于我国公共部门处理公共事务，调节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配置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以及最终实现公共利益都具有影响。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1980年开始发现的性别失衡问题带来的女性缺失和男性婚姻挤压等社会后果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安全。性别失衡问题不仅仅是人口问题，更是我国公共部门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管理问题之一。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旨在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消除性别歧视。它作为我国社会发展公共管理领域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之一，体现了政府公共部门履行人口发展战略和对人口问题综合治理的政府职责。经过近10年的治理，性别失衡的治理已经初显成效，它不仅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且公共治理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性别失衡问题，但是，近年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治理要素的分解、治理实践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等方面，虽然已有研究从公共治理要素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但具体影响机制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究的少而浅的论题。因此，在我国公共部门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研究领域，亟须建立公共治理理论基础，同时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待扩展和深化。

本书以2013年深圳市流动儿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性别、流动情况、学校性质和学校类型等视角出发，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本书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系统分析了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与亲子关系、学校教育与校园生活、心理健康与价值观、社会融合等现状，揭示了农村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的特征、规律和存在的问题，并为促进农村流动儿童健康发展、推动我国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