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催生下的治理需求；其次，概括了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总体形势；然后，阐述了社会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后，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与基层治理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一个农业人口占近90%的农业国家70741796转变为人均GDP 8900美元70741797、城市化率达到58.52%70741796、高铁通车里程达到2.5万公里70741799、移动互联用户数量达到11亿人70741800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一个人口缺乏流动的静止社会转变为一个人口有序流动的开放社会；从一个低劳动成本的生产型社会转变为一个人们需求不断增加的消费型社会。本书前几章已经从社会生活、社会治理、社会心态三个维度呈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接下来我们将就这些实践经验反映出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独特路径进行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受到自身历史文化传统、革命传统、计划经济传统等多种传统和全球化带来的西方现代文化与科学技术变迁的共同影响，它们在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中彼此影响、相互交融，使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呈现充实丰富、多元多彩又兼容并蓄的特征；从社会治理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社会问题，在对社会需求予以回应的过程中，探索社会治理方法，积累社会治理经验，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民众的社会参与内容和方式亦不断变化。那么，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是怎样的？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有什么不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路径具有什么独特性？本章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变革。经济体制转型是改革开放的侧重点，但其推动力和得以立足的基础“土壤”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所生成的市场逻辑在较短的时间里蔓延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领域，以至于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关系风格、结构特征等发生了重要变化，而这些重要变化对原有社会秩序的主要依据与管理机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随之出现的民生问题以及社会重建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实践。本书（尤其是导论）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再组织与社会秩序的再平衡等问题，聚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转型、社会治理转型实践与党建引领以及社会治理转型的理论议题展开研讨，希望这些讨论能带给读者一些重要的启发。

本文发现，在国有重工业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后建立起的规章制度大多被束之高阁，在实际生产中，管理者对劳动过程呈现出放任态度，而对产出、质量与成本施加了严格控制，“选择性放任”成为主导性的劳动治理逻辑。管理激励论认为“放任”是治理不足所致，而日常反抗论则认为“放任”是治理过度所致。而本文反对将“放任”作为异常状态进行分析的路径，认为“选择性放任”是国企基层民主制度与劳动治理相匹配的结果。基层民主赋予工人以质疑规则、拒斥上级的权利，进而与现代企业制度推行时期的科层逻辑相碰撞。最后，经历了矛盾冲突、利益协调和适应性调整后，国企劳动治理逻辑进行了再匹配，管理者放弃了对劳动过程的严格监控，采取“选择性放任”的劳动治理逻辑。

国有企业是免受资本弹性积累与不稳定劳动大潮影响的“避难所”吗？通过对位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4家国有企业的多个案比较研究，本文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本文发现，尽管这4家国有企业的生产模式各不相同，但都采取了二元劳动体制，即国有企业职工被人为地分为两个劳动群体。一方面，正式职工与企业签订了长期劳动合同、收入相对较高、享受五险一金、福利待遇较好，甚至持有企业股份，处于后单位制、父爱主义或选择性放任的劳动体制下；另一方面，非正式职工则未与企业签订合同（或仅签订短期合同）、工资收入相对较低、享受少量或不享受企业福利待遇，处于更为简单和专制主义的劳动体制下。随着编制内人员数量的缩减，多数国有企业雇员也将成为不稳定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