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立足于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理解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思考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要全面论述中国农村民间组织殊为不易。一个直接的困难就来自农村民间组织的复杂和多样。复杂包括其来源的复杂，与社会其他组织关系的复杂；多样包括存在原因的多样性，发育程度的多样性，规模大小的多样性，发展前景的多样性，在这些层次下面还有其运作机制、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营利性等很多侧面的多样性。这种复杂和多样决定了目前还没有一本书或论文，能够给出农村民间组织的权威定义，也没有一本书或论文，对于我国的农村民间组织发展概况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分析。本书虽然有此初衷，但也只能是“取法乎上，得之于中”。

农民用水户协会是在灌溉地区推行的一种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目前推动其成立的组织包括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署等国际组织，也有国家水利部和各级人民政府，农民也在自发探索建立。一般地，人们遵循世界银行提出的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所必须坚持的四条标准，即：①建成农民自己的组织，由农民选举、农民管理、农民决策；②按照水利边界组建，而不按现行的水利边界组建；③按方量水，按方收取水费；④水费交纳给供水者，并支付给供水方和供渠系维护使用。这些标准可以保证农民用水户协会成为农民用水户的一个自治组织，实现用水户在灌溉管理上的充分参与。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不同的农村民间组织的研究，这是由于本书采取的分类研究的研究策略。但是，从农村发展的视角来看，各类农村民间组织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在全书的结尾，我们对农村民间组织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分析。由于各类组织的发展策略差异较大，归结可能没有多大科学性，因此不再就此做结。也是留给读者进一步思考的一个课题吧。

《关系与信任：中国乡村民间组织实证研究》一书是目前在农村民间组织研究中有学术深度的一本书。虽然，由于民间组织研究的很多理论为该书提供了诸多理论资源，使掌握了当时这一领域最为深入的实证资料的作者可以不限于展示材料，但理论资源如此纷繁多样，也使得作者在选择何种理论上必须花一番心思。本文试图剖析该书在运用理论上的考虑，揭示其背后受到的“公民社会”话语的侵扰，说明一个力图本土化的研究如何未能摆脱流行话语的束缚，在主动融入与力求独创之间徘徊不定，对其最终的研究定位又该作如何评价，并以此提出当前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研究的困境之一：研究定位的游移。

山东鱼台县姜庄农民养殖协会、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农民协会、河北邯郸市农业服务协会和浙江瑞安市农村合作协会是四个不同层级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他们在成长路径、发起方式、业务范围、组织绩效上有很多不同。本文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研究，阐明中国大陆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长路径，并推测其未来发展。本文认为，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更需政府支持，其理想层级在县级以上，发展关键是突破部门利益。

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山西试办10个合作社的争论，由于最终是要从理论上说服对方，有了争论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使得争论可以摆脱官僚制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而触及了诸多深入的理论认识和实践选择问题。这场发生在党内的争论，在我党历史上非常罕见，对今天发展农民合作事业具有诸多启示。

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农村发展将长期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的情况提出来的。这种宏观形势估计之下，为乡村发展整合资源的空间并不会很大，乡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速度不会很快，农村地区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程度不会很深，这样，以村庄社区为单位的发展就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作为缓解乃至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大思路，它排斥任何简单地只从农业、农村和农民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出发来理解农村的未来发展模式，进行政策设计。它强调的是在村庄（社区）仍然是农民的基本生活空间，农户生产的组织方式和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一生活空间影响的情况下，强调以社区发展水平作为农村发展的衡量指标，以增强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和发展能力为主要发展手段，以社区的和谐和善治为发展目标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把社区置换成村庄，我们可以说，农村可持续发展是村庄本位的。农村可持续发展维护农民在村庄的生活方式，力求创造一种更合理的村庄生活方式，并把村庄的整体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我们所说的新农村就是一个个更具有内在发展能力、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的自主发展的村庄。